黃素菲 / 國立陽明大學人文與社會教育中心副教授
劇情簡介
片中描述一對平凡伊朗夫妻的三代家庭故事，這個算得上是中上階層的雙生涯家庭，妻子想移民美國謀取女兒更好的教育環境，丈夫因為父親老邁罹患失智症，需要照料而無法同意。夫妻分居的原因，似乎與兩個人的感情本身沒有直接關聯，分居的表面因素是兩人對於移民的價值理念意見不合，卻包裹著繁複細緻的文化議題。
表面上的父親生病，兒子必須克盡家庭與孝道責任，無法同意妻子移民的行動，妻子堅持要移民故而離家，妻子離家後，男主人必須聘請日間看護照料父親。深層的議題是文化與宗教的矛盾與限制，從女看護到家之後，引發本片一連串的文化與宗教衝突及省思。
導演、編劇、演員與得獎記錄
2011年/伊朗/123分鐘
本片由阿斯哈法哈蒂( Asghar Farhadi )編導，佩曼莫阿迪( Peyman Moadi )飾演女主人Nader，萊拉哈塔米( Leila Hatami )飾演男主人Simin。本片獲得2012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也獲得2011年第61屆柏林影展金熊獎、最佳男主角及最佳女主角的伊朗電影。
影片導讀
本片的精彩之處在於以一個普世的家庭故事，演譯出家庭故事所夾帶的文化與宗教議題。家庭一直都是文化傳遞最初也是最重要的場域，這部電影正好讓觀眾透過劇情，了解伊朗文化與宗教的最佳橋樑。
一般中產階級的困境
片中看似平凡的雙薪家庭，一個失智的老父親，一對夫妻，一個讀高中的女兒。這樣的家庭結構與問題，幾乎可以說是跨國際的，在任何一個國家，都可以看到類似的家庭型態與問題。中年夫妻除了經濟壓力之外，要面對上一代的照護問題，還要思考下一代更優質的教育環境。男主人在乎前者，女主人重視後者，兩人無法協調導致分居，其實更點出核心家庭的困局。核心家庭是工業革命之後，勞力密集的都市生活的家庭結構型態，家庭數目越來越多，家庭人口卻越變越少，家與家之間各自獨立，也就更加疏離，使得夫妻關係品質被放大檢驗。原本兩人的關係議題，在核心家庭疏離現象的衝擊之下，從單純兩人之間的「你愛不愛我」、「尊不尊重我」，變成「你不為我的立場著想」、「你只顧你父母」，家庭結構改變使得家庭中能執行照護者人力成為家庭爭執與衝突的來源。片中以這個故事節點，展開出龐大、繁複的文化敘事。
老人照護的議題
老人照護問題，涉及諸多層面：老化理論、公共政策、退休規劃、老人家庭結構與變遷、老人保健與家庭醫學、老人情緒與心理保健、老人社會工作等，台灣可能比伊朗更加嚴重。台灣已經步入高齡社會，由於我國國民平均壽命延長，且生育率持續降低，民國82年正式邁入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 (WHO) 所稱，老年人口超過百分之七之「高齡化社會」，民國106年老年人口達百分之十四，邁入高齡社會，推估至民國114年更可能達百分之二十，邁入超高齡社會。
人口老化伴隨疾病型態慢性化、健康問題障礙化、照護內容複雜化、照護時間長期化等問題。台灣目前超過40萬位外籍勞工，一半是在工廠上班，而另一半人數超過20萬的家庭外籍看護工，都在不同城鎮家庭中照顧老人或病人。長照法在台灣討論得沸沸揚揚，立院衛環委員會終於在2014年1月8日通過《長照服務法》草案初審，2015年5月完成3讀，2017年正式上路。採居家式、社區式、機構住宿式或家庭式服務，約76萬家庭、228萬人受惠。
宗教戒律對女人的箝制
片中有諸多橋段，可以瞥見伊朗社會中的回教文化對個人行為的約束力量。同樣的問題放在不同文化脈絡中，卻呈現出細節上的明顯差異。也是這部以中東文化–伊郎為背景的電影，最亮眼、最值得品味的特色。
◆ 片中看護隱藏丈夫失業的事實：看護覺得這個工作身體負荷太重，自己無法勝任，可是他們家需要經濟收入，她希望自己的丈夫可以來接替這個工作，但是卻跟男主人隱瞞事實。她必須帶著一個稚齡幼童一起來工作，而那個失業在家的丈夫，卻無法在家中代為照顧女兒，這裡透露出伊朗社會中，男外女內的僵化分工，以及男性地位高於女性的社會事實。
◆ 看護的兩難：為病患更衣，或謹守男女戒律？罹患老年失憶症的老父親，因為尿失禁弄髒衣褲，女看護猶疑在能否單獨為男人更衣的困境裡，不替他更衣老人不舒適，也有違看護職責；獨自替他更衣，則冒犯伊斯蘭教男女的戒律。看護為此打電話去諮詢神司，必須獲得神司的應允，否則看護不敢擅自作主。
◆ 保守自己的清白，堅持沒有偷竊：看護在被男主人誤會偷竊時，無論如何極力爭取清白，因為在伊斯蘭的教義中，偷竊是極為嚴重的罪責。她平時是一個溫順的女子，但是當她遭受不白時，她幾乎是用自己的性命在捍衛清白，這裡透露出伊斯蘭教律己甚嚴的道德清規。
◆ 忠於自己良心與保住顏面的衝突：女看護的丈夫想要捍衛妻子因摔落樓梯導致流產而提告索賠，在法院中女看護手按可蘭經宣誓陳述皆屬事實，使得她面對良心的折磨，男主人也想私下賠錢和解。面對鏡頭長時間特寫，女看護表情複雜顯露出內心的掙扎，她自己知道摔樓梯可能不是導致流產的直接因素，事前她已經有流血徵兆，才會需要看婦產科，她不能誣陷男主人。順帶一提的是，在伊朗的性別文化脈絡下，即使要看婦科醫生的討論卻要稍微迴避男人。這不禁讓我想到30年前，台灣女生買衛生棉，都要用報紙包起來才放入塑膠袋，好像被外人看到提著衛生棉，是一件見不得人的壞事。時至今日，在超市總是會看到體貼的男士，替身邊的女眷選購衛生棉，真是天壤之別啊！
◆ 透過一個高中女兒的觀點：女兒總是側耳傾聽父母的爭執，在女看護出包讓爺爺跌下床時，這個青少女也無法倖免地捲入這波不安的動盪之中，從她閃爍的眼神中可見端倪。片中故意凸顯女主人不在家之後，父親肩負監督女兒功課的義務，早上兩人一面準備外出上學，一面男主人還幫忙複習今天要考的科目內容。看來伊朗的孩子，課業競爭應該是十分嚴重，也就是說教育可能仍然是伊朗社會中，攀升社會地位與爭取經濟收入能力的重要渠道。
◆ 法院的離婚案件處理：夫妻兩照在法院，其實是不了了之。離婚訴訟基本上就是一樁荒謬劇，所謂清官難斷家務事。片中男女主角訴請離婚的原因，說實在的，與法律無涉，純粹是兩個人的事情。這不禁又讓人聯想到議論多時的「通姦除罪化的議題」，贊成通姦有罪必須維持刑法者，認為即使在有刑法規範的情況下，還有這麼多通姦事實，一旦除罪，外遇問題一定更加猖獗，所以必須保留之；反對通姦有罪必須除去刑法者，認為婚姻乃是兩個人的事，其中一方外遇，表示兩人需要積極面對親密關係的議題，不需要法律，尤其是刑法來干預。
從心理角度來看，外遇意味著外遇者不安於婚姻中的關係，與婚外第三者發生戀情或慾情，也就是說，作為配偶碰到伴侶發生外遇事件，那麼以配偶觀點而言，真正的焦點是配偶要怎麼辦？怎麼面對外遇者的外遇？在這裡，配偶要面對兩個軸線一個是外遇，一個是外遇者。外遇軸線要面對的是：1.我認為什麼是外遇？精神外遇算外遇嗎？只有肉體關係算外遇嗎？還是要靈肉兩兼，才算外遇？2.我能接受我的伴侶外遇嗎？這裡涉及的是對伴侶關係品質的定位。外遇者軸線要面對的是：1.去問外遇者還愛我嗎？2.如果還愛我，那你愛第三者嗎？不管答案是什麼，配偶要做的事是：3.我接受嗎？4.然後，只剩兩條路：留在婚姻，或離開婚姻。以上角度都說明了婚姻中兩個人的事情與法律無涉，不需要法律，尤其是刑法來干預。當然外遇者本身，和第三者，又是另兩個大問題，本文只是順帶提到「通姦除罪化」的法律議題，並不打算以外遇為主題。
教育作為攀升社會階層的階梯？
台灣在民國50年至70年代之間，聯考制度完善，教育普及，大多數農村子弟都可以經由十年寒窗，透過聯考進入國立大學，擺脫貧民的身分位置，躍升到白領階層。這樣的社會事實，在第三世界屢見不鮮，印度如此，中國如此，伊朗也不例外。丘愛鈴（1998）分析我國大學聯招政策變遷，整理出台灣的大學聯考人數從1954年約一萬人，1972年突破八萬人，1973年更接近十萬考生。就錄取率而言，從1972年開始由於大學與專科分開招生，錄取率由35%下降為27%，1972-1981年之間錄取率維持在30%以下，也就是每年有三分之二的考生落榜，競爭壓力很大，能擠上大學窄門者寡。
片中身為教育工作者的妻子，為了女兒的教育資源積極爭取移民，以致導引出家庭衝突，甚至要以離婚收場。看起來是明確的社會問題，導演巧妙的縮小視角，放在一個家庭衝突中來呈現。
轉型正義下，教育政策成為政治的籌碼？
臺灣在1987年解除長達三十多年的戒嚴，在政治體制的轉型下，社會各界紛紛提出改革訴求。台灣在解嚴之後，為了抹除貧富階層差距，廣開大學之門，民間教改團體也陸續成立，紛紛提議重新釋放教育權限，減少干預、擴大開放，1994年「四一〇教育改造全民大結合運動」訴求「廣設高中大學」即為一例。周志宏(2010)認為臺灣教育從1990年代以來提出一連串的教育改革措施，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教育部在1994年至2005年間實行「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政策」，在全國各地以升格或成立新校的方式廣設大專院校，使得臺灣高等教育歷經史無前例的快速擴充階段。根據教育部統計104學年度各級教育統計概況(2016)資料，臺灣的大學（含學院）由1993年的51所，增到2005年的134所，2016年的159所(本來是161所，其中2所在2015至2016間關閉)，12年間增加超過3倍(公立51校、私立108校)，畢業生人數成長八倍(教育部統計處，2015)。大學教育從菁英教育走向普及教育，招生門檻降低，高教資源間產生排擠效應，致使大學生與碩、博生平均素質下滑。
自1980年代以來，高等教育擴張已成為世界主要國家的共同趨勢，許多先進國家之高等教育發展階段，早由Trow（ 1974 ）所謂之「菁英型」（ elitetype ），邁入「大眾型」（ mass type ），甚至「普及型」（ universal type ）階段。根據 Trow（1974）所提出的高等教育發展階段，當高等教育在學人口占同年齡人口之比率在15%以下時，稱為菁英型教育階段；比率在15%到50%之間時，稱為大眾型教育階段；比率達50%以上時，則稱為普及型教育階段。
臺灣的大學學齡人口（18-21歲）的淨在學率，於1988年首度超過15%，並於2004年突破50%，進入普及化階段；粗在學率也從2001年的63%，提升至2010年84%（劉秀曦、黃家凱，2011），短短十年間粗在學率增加了20%以上，可見臺灣高等教育普及化情形十分顯著。高職畢業學歷與大學畢業學歷失業率的變化，在2003年之前都是高職畢業學歷失業人口高於大學畢業學歷，2004-2010年開始追平，2011年首次出現大學畢業學歷失業人口多過高中畢業學歷(見表一 )。其中大學畢業學歷的失業率逐年攀升，比高職畢業學歷失業率變化更為明顯。
2010年之後，面臨臺灣少子化的事實，大學招生日益困難，尤其是私立大學為了求生存，積極向國外、大陸招生，近年臺灣的大專校院正式修讀學位之外國學生人數逐年遞增。依據教育部統計(2016)，自2007年5,259人擴增至2014年14,063人之新高，7年間成長1.7倍，占全體境外學生比重15.2%。預計將來正式修讀學位之外國學生人數及國籍都會持續增加。
2011年1月26日立法院通過大學法第七條的修正案，賦予教育部對大專院校整併規劃與主導權限，增訂教育部在衡量高教資源、招生狀況等因素後，可強制國立大學合併，不再任由校方自行協商。教育部於2012年6月22日訂定「國立大學合併推動辦法」，規定在提升整體競爭力的目標下，其可於衡量高教資源、招生狀況等因素後，主導國立大學合併事宜(張國保、黃嘉莉，2012)。20年前政策鼓勵升格或新設大學，20年後政策轉為大學併校、減校，陽明大學、交通大學和其他非綜合型的國立大學，幾乎都無法倖免地捲入這波驚滔駭浪之中。
解構與鬆動未來「頂尖菁英人才」
臺灣社會的標準化生活模式比西方大約晚30年，在2000年代左右到達頂點。臺灣在2005年之後陸續出現幾波無薪假，也使得勞委會在 2008 年 12 月12 日發布無薪假解釋 (朱益賢、蘇龍昇，2010) 。這表示臺灣社會終身雇用聘約的年代結束了，人力派遣公司也應運而生。Savicka ( 2011 )認為後現代社會最重要的特徵是個人化(individualization)，人類的生活模式將從制度化、機構化轉移到個人傳記，變成不規則、不穩定、不可預測。
臺灣現在是Beck(1992)說的風險社會 (risksociety)，年輕人面對這個風險社會的不確定性，紛紛延後進入成人階段，延畢、考研究所、做研究助理、同居不婚等等。他們成為新興成人群 (emerging adult)，年齡分布在19-29歲或更長到35歲，比較不被傳統規範也較不願意承諾，出現了生命第一季危機(the quarter life crisis)，或說是春季危機 (Savickas,2013)，他們總是在工作上、愛情上、視野上，探索著多樣的可能性，他們比上一代花更多的時間處理生涯轉彎的難題。
大學生面對不確定的未來充滿焦慮與不安，蔡秦倫、王思峯等(2015)的研究同時發現大學生在學校生涯傾向於實用信念，而在職業生涯傾向於採取適應信念。這樣的結果並不令人意外，生涯的本質充滿不確定、複雜性、意外機緣與突發事件，積極不確定論(positive uncertainty)鼓勵個人以積極正向、開放彈性的態度面對生涯不確定性。將「做決策」重新詮釋為「將資訊調整與再調整以進入決定或行動的歷程」(Gelatt, H. B., Gelatt C. 2003)。
在學習生涯與職業生涯的連結發展，劉淑慧(2014)提出掌控力與開放心兩組概念來描述生涯的核心特徵，一方面需要掌控力，以便能夠發現所是、經挑掌控、精專實用，走出專業科系的典型出路；另一方面需要開放心，拓展可能、開放體驗、廣博明禮，以便多元發展創新出路。保握住已有的系所專業資源，同時多元開創個人優勢。
台灣如此，亞洲如此，中東應該也不會例外。世界是平的(楊振富、潘勛譯，2007)這本書早就舉出全球化過程抹平世界的十輛推土機，也提到未來年輕人必須非常特殊、非常專業、非常深耕，或非常會調適，才具有競爭力。僅只靠著漂亮的學歷，並非生涯攀升唯一之道矣！
延伸思考
1. 片中的老人與兩個丈夫，兩個妻子與兩個女兒。跟台灣的男人與女人一樣嗎？還是有很多不同？
2. 我能接受「離婚不失為婚姻的出路」這樣的觀點嗎？為什麼？
3. 你贊同妻子應該為女兒的教育而移民？還是贊同丈夫，應該留下來照顧老邁父親？
4. 你認為片中看護的說謊，涉及法律議題？還是良心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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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章刊登於第27期電子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