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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刊文章】共舞花深處:華人生涯發展與輔導專業之本土化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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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樹人 / 澳門大學教育學院教授


前言

今年,我們大學同學辦了畢業四十週年同學會。想當年個個英姿煥發,少年不知愁滋味;而今你我兩鬢飛白,真是欲說還休,不勝唏噓。1965年大學畢業後,我一腳踏入心理輔導的領域,回顧自己四十餘年來在輔導專業工作上的學習與進展,真有雲深不知處的峰迴路轉。

尋尋覓覓,從全盤的吸收西方的知識體系,到重拾中華古老的傳統智慧,笑語盈盈暗香去,卻在燈火闌珊處。2011年初春時節,我應邀參加一個在杭州浙江大學舉辦的兩岸四地生涯研討會。這會議的主題相當吸引我:”深植文化沃土,共創生涯神韻”。在邀請的文案中提到,我們吸取了大量的美國生涯理論,輔導人員參加一次又一次的培訓、工作坊,在應用時卻經常陷於「只緣身在此山中」的迷惑。「我們能否反思美國體系的底層規則,再把中國文化的共識精神放到這個底層規則裡去,然後推導出一個嶄新的應用體系。」(http://www.icda.hk/hangzhou2011/)我在會中以「暗戀桃花源:生涯諮詢的本土化嘗試」為題,淺嚐即止。

接下來幾年,在幾次大陸、香港與台北的相關學術研討會中,我應邀報告類似的本土化主題。在準備講稿的過程,我不斷地思索自己的實踐歷程,玉壺光轉,發現這些歷程約略可以用三個步驟表徵之: (1)西學為體、中學為用;(2)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以及(3)心法為體、技法為用。本文將簡單介紹(1)西學為體、中學為用,(2)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重點則多放在(3)心法為體、技法為用。

本文之中的內容與心得曾在多個研討會發表,雖經增添刪節,容或有重疊援引之處,作者自負文責。

 

華人本土化運動探源

台灣的本土化運動起源於鄉土化情操,大約在1990年代前後風起雲湧。然而本土心理學中國化的運動起源更早,大約始於1975年。楊國樞與文崇一等人聯合台灣、香港與新加坡的學者,發起討論社會及行為科學(包括人類學、社會學與心理學等)中有關中國化的理論與實踐問題。1987年之後,心理學研究的「中國化」轉變成心理學研究的「本土化」。這種轉變的原因主要在於學者們發現,台灣、香港與大陸三地的華人在心理行為與生活等各方面,雖有其中華文化浸染的共通性,又都呈現出不同的風貌與特色。因此,三個華人社會的心理學者開始分別建立自己的本土心理學(台灣本土心理學、香港本土心理學與大陸本土心理學),然後再企圖統合成中國人的本土心理學。(楊國樞,1993)

這股本土心理學的運動提出了「七不」與「十要」的執行原則,以作為有效從事本土心理學研究的依據。(楊國樞,1993,34-38)本文的主題是華人生涯發展與輔導專業之本土化實踐,我從本土心理學運動的「七不」與「十要」借鏡了與這個主題有關的「三不」與「六要」,以資參考。這「三不」是:1.不生吞他國理論;2.不忽略他國理論;3.不排斥他人所用之方法。這「六要」是:1.要忍受懸而未決的狀態;2.要充分反應中國人思想;3.要批判地運用西方理論;4.要強調社會文化的脈絡;5.要研究特有的心理與行為;6.要同樣重視內容與機制。

 

中西之別,體用之分

1982~1985年我在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Champaign)修習教育心理系的諮商心理學 (Counseling Psychology) 的博士學程。當時除了APA認證的心理學必、選修課程外,還跟隨Prof. Helen Farmer教授與Prof. Lenore Harmon教授學習生涯發展與諮商,深受啟迪與影響。回台灣後,即埋首諮商心理與生涯發展的研究、教學與實務。回顧我的輔導專業實踐經驗,早期信奉”西學為體,中學為用”,隨後開始嘗試”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一)西學為體,中學為用

八十年代,台灣的諮商與輔導與美日等先進國家有極大的落差,在我返國之前國內專攻諮商心理的博士僅有朱秉欣校長與劉焜輝教授兩人,不僅勢單力薄,也支應不了其時普遍的輔導專業需求。回國之初,我幾乎是全盤的、一面倒的西化,這也是當時的學術氛圍與潮流。我在台灣師範大學的教學,採用的是美國教科書,引用的是美國的心理諮商與生涯發展理論。我將美國學到的東西,只要是最新的、剛出爐的,如降甘霖似地滋潤那一片飢渴大地。

這個階段所進行的國科會研究計畫,也大多是以西方的理論為框架,進行台灣成人、大學生或中學生樣本的驗證。我也主導或與其他學者合作編製了一些直接以美國理論為依據的心理測驗,以西方的理論,採集本土的測驗題目,透過測驗編制的統計技術,發展在台灣適用的測驗,包括大學考試中心興趣量表、生涯定位量表、國中生涯興趣量表、大學生涯興趣量表、成人興趣量表、職業組合卡等。所謂的中學為用,僅僅零星的採用華人的生活概念或工具,膚淺的融入西方理論。

(二)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關於生涯發展的基本概念,西方強調個人的自我實現與充分發展,我總覺得與中國人的命運說格格不入。因此我運用黃光國教授的命盤十二宮概念,藉由其中與生涯概念有關的「命宮」、「財帛宮」與「事業宮」,說明儒家文化中「我」與其「心理環境」中的關係。此外,我也嘗試運用佛學最基本的「苦、集、滅、道」與《六祖壇經》中的「開、示、悟、入」說明輔導的歷程(金樹人,1997)。

十幾年前,我也曾異想天開的企圖結合易經陰陽水火的概念來深入解釋John Holland理論的本體論述,可惜功力不足,無以為繼。在心理治療的理論模式中,我也試圖從大陸的”鍾氏領悟療法”、日本的”森田療法”與”內觀療法”,擷取東方的心理治療基底。不過,也多止於課堂上理論本質與技法的介紹,無法鑲嵌或融入自己的實踐體驗。

後來,我發現東西方的經典論述各有所長,尤其在參加吳英璋教授的壓力管理團隊與校園自我傷害防治團隊的前後約莫十餘年中,反思如何融會西方健康心理學與東方禪學,接上地氣,走入各行各業草根的壓力管理團體。之後的十幾年,遂不再費力糾結於中西之別、體用之分,進而孕思心法與技法的結合。

 

心法為體,技法為用

心法是在探問what,甚至進入why,技法則在展現how。如果能掌握心法的本質,則技法可以變換無窮;反之,如果只知技法而不知心法,經常會感到黔驢技窮。

在美國學習期間,我花了不少功夫學習美國人所發展出來的心理測驗,以及如何解釋測驗。回國之後想其當然耳如法炮製,然而,在諮商工作裡卻是屢屢受挫。1990年代我在台灣師大與現代人力潛能發展中心等機構接個案,我們常用的測驗是EPPS、生涯興趣量表與工作價值量表等。我十分納悶的是,大部分來訪的當事人似乎並不太關心測驗結果的解釋,呈現出一種典型的“三次晤談,一團迷霧”(Three interviews and a cloud of dust.)現象。我反覆思索,問題到底出現在哪裡。

每一個當事人都希望活出自己的樣子,心理測驗何嘗不是一個試圖測出”自己是什麼樣子”的工具。但是,到底甚麼是自己?我們如何讓當事人看見自己,而不是看見一堆測驗呈現出來的數據?

華人的詞彙中,很少出現「自我」。「自我」是西方的概念,移植到東土後,我們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自己就是我,「我」是不是等同於測驗中所測的「自我」概念?不期然,我讀到禪宗裡面的一段對話,猶如醍醐灌頂,讓我茅塞頓開:

「我是誰呢?」

誰在問:「我是誰」呢?

當然是:「我在問『我是誰?』」

「我在問『我是誰?』」這裡出現了兩個「我」: 一個我是發問的我,另一個我是被問到的我。被問到的我原來是提問的我,當後面發問的我出現的時候,主詞變成了受詞。而發問的我成了主詞。

可是,這兩個我分明是一個我。將時間的先後序列加進去,「我」在這個序列裡一分為二:發問的我在此時此刻(here and now)成了主體,被問的我在彼時彼刻(there and then)成了客體。主體的我浮上來, 是一種不生不滅(nowhere; 可視為now-here與no-where)的狀態;主體的望著客體的我,是每一個曾經經驗的狀態。主體的我是活潑生動的我,客體的我是經驗過後成了記憶的我。

如果這個人再繼續問下去:

「誰在問:『我在問:我是誰?』」

這時是「我在問:『我在問:我是誰?』」

這句話出現了三個「我」。這個新念頭出現的我,也就是提問的我,成了新的主體的我;剛才是主體的我,這時候被推向原來是客體我的那一方,先前兩個主客體的我這時都成了客體的我(阿部正雄,1992)。

「客體的我」是測驗中測出來的我;「主體的我」是負責填答測驗,永遠在經驗新事物的我。這樣的理解讓我振聾發聵,豁然開朗! 原來心理測驗測出來的只是過去的「客體我」,未來的「主體我」還有無限的學習潛能。

這就是心法,穿透現象的表象,直指現象的本義。也就是說,以吾人自己經驗可及的現象,深入剖析它的本質,尋繹它的第一義。若能深入核心,掌握心法,就可以在技法上左右逢源,揮灑自如。

以上述的心法為例,有了「客體我」與「主體我」的理解,對於如何讓當事人了解自已,我撐開了一片很大的揮灑空間:有測驗,我善用測驗;沒測驗,我慎用敘事,甚至能將測驗與敘事結合,用出加乘的效果。

以下我再舉幾個例子。

例一:興趣的本質

當輔導人員打算幫忙案主探索「興趣」時,首先想到的是採用適當的興趣測驗。這種技法的效果相當有限。我必須要搞清楚,「興趣」的本質到底是什麼?

英文的「興趣」(interest)本意是inter-esse (to be in/among it),標示深入其間,產生了一種to be或涉及本然(essential)的心理狀態。這定義看似抽象,其實與王陽明在《傳習錄》中提到的「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於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十分類似。

唐朝崔護的《題都城南莊》:「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人面桃花相映紅」與「一時明白起來」兩者相較,竟有異曲同工之妙: 都呈現出人在與外境接觸的過程中,產生的一種興味盎然的境況。

在我的諮商經驗中,只要透過測驗裡面的詞句,讓當事人去分享過去「明白起來」或「相映紅」的興趣經驗,在他們的臉龐中都可得見「春風又綠江南岸」的表情。由此引伸出來的技法,包括「回憶過去三個快樂的畫面」或從Holland的興趣測驗、Savickas的生涯風格面談法(Career Style Interview, 簡稱CSI)(Taber, Hartung, Briddick, & Rehfuss, 2011)深入下去,都可以帶出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甚至覺得,掌握了”興趣”的究竟本質,興趣不只有表面的意涵,也不只是一個測驗所要測量的心理特質,更不只是一個判斷職業選擇的變項。它是一種殊勝的生命體驗,帶領我們朝向更深層次的性靈意境,朝向統一與完整。

例二:正念之心法

2014年12月,正念減壓(MBSR)的卡巴金教授來台,引起一陣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界的學習熱潮。台灣諮商心理學會在學術年會時邀請卡巴金教授與台灣幾位教授對話,我也有幸應邀參與對談。八十年代我在《身心桃花源》書中就開始注意卡巴金的療法,深深被其結合中西療法的理念吸引。過去四、五年間,在南投白毫禪寺舉辦心理師的正念夏令營,讓我有機會體驗這門學問,也有機會傳授這套方法。我不斷思索的一個本源的問題是,甚麼才是正念的究竟。這一探問下去,東風夜放花千樹,有趣極了。

很多人以為,所謂正念的『正』,就是正確的意思。其實,正念絕非正確的念,正確的念還是有所住,正念的真諦反而是念所不住之處。從佛學或禪學的角度,搞清楚念所住之處的《四念處》,念所不住之處的『止觀心法』,則東方的五停心觀(不淨觀、慈心觀、因緣觀、數息觀與界分別觀)的技法可以充分融入我們已經學到西方諮商處理情緒的技巧。而東方的『念』在某些層面與西方的『認知』相通,弄清楚『念』的『認知』特性,西方有關認知治療與認知行為學派的技法,都可為我所用,交互融通,來去自如。

進一步觀之,正念是八正道(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的一個階段性的境界。經由正念與正定,而進入涅槃。我們常說治療身與心的苦苦、壞苦、行苦,但凡放空。我的確佩服卡巴金的正念減壓確實能有效的「放」,惟卻不能進一步臻於「空」。因此,正念減壓(MBSR)的次第,說穿了就是一些實操的中國傳統的禪修技法,而且還只是繁複的止觀禪修中的一小部分。

例三:機緣之心法

「決定之苦」是諮商中常見的求不得苦。有所決定,必然有所捨棄。每一個痛苦的決定都是一個小小的死亡或割捨。Yalom(1991)提到,做決定本質上是一個存在的議題,因為有「是」必有「否」;每做一個決定,即是排除或否決其他可供選擇的方案--decide(做決定)這個字的字根,本意為 slay(殺害),如見於 homicide(殺人者)或 suicide(自殺)。

在極端境遇的抉擇,其難以割捨之實存本質,有時連智慧都派不上用場。決定之苦其內隱含的to be or not to be已經夠撕心裂肺了,更何況抉擇之後還得面對未來諸多不確定的無常。學生常常問我:「我們怎麼知道,決定之後,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

我總覺得,在我們所傳授的生涯輔導模式中,除了知己、知彼與抉擇,好像少了一塊什麼。而缺少的這一部分,在我們的生命實存經驗中,又是無比無比的重要。

在無常中如何不懼?聖嚴法師因癌症圓寂,他的侍者回顧大師晚年「在生死邊沿過日子」(《無常中照見不懼的生死觀》),聖嚴法師所體現的無畏態度是:「洞悉無常,直觀生死」以及「不戀生死,隨緣盡分」。

緣起緣滅,一直是佛學禪修的精髓,也衍化成了我們日常生活的口頭禪。緣分緣分,隨緣盡分;過程努力,結果隨緣。這單一個「緣」字,裡面隱藏了多少尋常庶民百姓因應無常變局的生活智慧。

我在2014年12月26日彰化師範大學「華人生涯研究中心」舉辦的大專生涯發展與輔導學術研討會中,大膽的將生涯輔導模式加入了第四元素:機緣。

機緣的本質,包括了機會與巧合,既融會了serendipity ,也含攝了synchronicity,既接納了可以控制的部份,也了悅納不可掌控的部份,可以讓我們以積極的態度面對生命的無常。明乎機緣的深邃心法,則近年來新興的西方生涯建構論(Savickas,2005, 2011),善用機緣論(Mitchell, Levin & Krumboltz,1999;Krumboltz & Henderson, 2002; Krumboltz & Levin,2004/2005),生涯混沌論(Pryor & Bright, 2011),榮格共時性理論(Guindon & Hanna, 2002),與東方古老不老的機緣論(順境緣與逆境緣),其實已無太大文化的隔閡。

機緣的東方本質與西方的混沌本質交會,有志者盍興乎來,東西方之技法均可共融於一爐,共舞花深處。

 

輔導專業本土化實踐的心態

行文至此,本文最後提出三點實踐輔導專業本土化的重要心態:第一:Self as agent;第二:Connect the dots;以及第三:Stay hungry , stay foolish,茲分述如下:

(一)Self as agent

魚擁有海洋,鳥擁有天空,樹擁有土地。人呢?人可以上天下地,在於擁有智慧。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院學生麥朗,設計了一款紀念賈伯斯(Steve Jobs)的logo,被全球蘋果迷瘋狂轉載。原本代表蘋果企業標誌,麥朗用Jobs側臉的剪影取代被咬一口蘋果的缺口。麥朗所要表達的概念是「Jobs代表了蘋果,沒有Jobs的蘋果,這個空缺無法填補!」(Taiwan News, 2011)這就是self as agent的具體實踐:在既有的元素中展現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創意。

一個優秀的本土輔導專業人員,應該不斷的增進自己對於社會、文化、哲學與歷史的知識與理解。我們透過理論的嫻熟、個案的滋養,與經驗的反思,從華人的特有生涯選擇與脫苦脫困的行為中,藉著內在的智慧,不斷的思索最適合於華人的生涯發展與輔導專業模式。

(二)Connect the dots

2005年Jobs在Stanford University畢業典禮演講時提到一個發人深省的論點。他在學校學習Serif 和 San Serif書寫時,看似無用之學卻奠定他在電腦印刷排版上的基礎。當時他並未預期藝術與美感能在生活中起些什麼實際作用,十年後,當他在設計第一台麥金塔時,把美學與科技結合,是第一台能印刷出漂亮字體的電腦。他強調,如果他沒有沉溺於那門課,麥金塔可能就不會有多重字體跟等比例間距字體。

我特別欣賞Jobs所提到的Connect the dots :「你無法預先把點點滴滴串連起來;只有在未來回顧時,你才會明白那些點點滴滴是如何串在一起的(you can’t connect the dots looking forward; you can only connect them looking backwards )。所以你得相信,眼前你經歷的種種,將來多少會連結在一起。你得信任某個東西,直覺也好, 命運也好,生命也好,或者業力。」(Jobs, 2005)

這是終身學習的時代。輔導專業本土化的進程似無必要去爭辯西學與中學孰優熟劣。心法為體,技法為用。只要是我們學過的必留下痕跡,過去學習的點點滴滴,總有一天會在我們的專業場域中發生最大的效用。

(三)Stay hungry , stay foolish

「求知若飢,虛心若愚」是Jobs在上述同一個畢業典禮上,送給畢業生的勉勵詞。荀子有云:「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埶而不知知。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篇》)荀子很早就看透,「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就連墨子或莊子等大哲,雖成一家之言,也不免闇於大理。

闇於大理根本的解決之道是「虛壹而靜」。虛者,虛心接納,不蔽於成見;壹者,對相異的事理,不蔽於其一。前人今人的智慧結晶,無中西之別,亦無體用之分;輔導專業人員須求知若渴,虛心以對,深究其心法,善用其技法,此乃大清明也。

(參考書目略)

本文章刊登於【特編專刊】生涯專業的本土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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