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瑞斌 / 中國文化大學心理輔導學系教授
劉淑慧 /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教授
彭心怡 / 擺渡人生設計公司職涯顧問
盧怡任 / 國立交通大學諮商中心教育研究所助理教授
【摘要】
本文嘗試從生涯領域與相關文獻回顧及論述來建立一個生涯發展與諮商未來方向之基礎。生涯領域的轉變動力來自二個方面。一是全球及大環境丕變，包括風險社會的來臨、組織結構的不穩定性、工作本質的彈性化轉變等。其二是社會思潮或哲學觀的「後現代轉向」，包括從客觀真實轉為多重建構真實觀、從個體理性轉為社群理性、從主流中心轉為脈絡主義、從語言再現轉為語言行動論等。以這二大動力來推進生涯領域朝向後現代轉向，發現在過去核心的特質因素論、發展論之外，需擴大不同視框與典範的增補與發展，重點在於重新檢視常模軌道等生涯基本假設，更重視生涯轉化與轉折歷程而非穩定狀態，發展建構論取向的理論與技術。最後本文也嘗試回顧整理生涯建構論的過去與未來，包含Kelly的個人認知建構取向、Savickas的折衷取向、以及敘說取向的生涯建構論等。透過本文的整理與思辨，研究者認為「建構」具有中介性質與主體間性，因此對主體的「自我」與「生涯」具有很強的發覺、反思與對話作用。換言之透過敘說的迂迴，主體才有可能對未來「生涯」嘗試掌握與建構。
【關鍵字】
生涯、生涯諮商、後現在主義、生涯建構、建構論、生涯敘說
近年受全球金融風暴及各國失業率攀昇等影響，生涯發展逐漸受到政府政策、學校之重視。而相關領域學者也提出關於「生涯」的新觀點與新特性，包括生涯的非線性（Cascio，2007）、多樣性（Inkson,2006）、無界限（Inkson, 2006；Mirvis，2007）等。換言之，生涯領域除了更被重視，另一方面它也在逐漸轉變中。轉變的動力一方面是外在環境的，即全球及大環境之丕變，包括風險社會的來臨、組織結構的不穩定性、工作本質的彈性化轉變等。其次則是社會思潮或哲學觀的「後現代轉向」。下面先就這二方面討論。
1. 全球及大環境之丕變
從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引爆以來，面對這波又廣又強的全球景氣衰退，各國大企業都開始進行大規模的裁員與重整，因而爆發一波波的倒閉與裁員潮（國際中心，2008 / 11 / 25；劉建輝、馬駿駸，2008 / 11 / 11；董媛瑜，2009 / 01 / 27）。在全球經濟衰退的趨勢下，其實是許多人面對失業或其他生涯轉折的危機。2009年我國年失業率平均達5.85%，已創歷史新高。世界許多國家的失業問題也同樣嚴重，以2010年2月最新公佈失業率來說，美國9.7%，加拿大8.2%，英國7.8%，德國8.7%，日本4.9%，香港4.6%，韓國4.4%等（行政院主計處，2010），失業率雖較金融風暴期間稍下降，但仍持續維持在很高水準。顯現失業與就業不穩定性已成為全球普遍關注的問題。
次級房貸所衍生的全球金融風暴顯示一個關鍵點，看起來嚴密、複雜、堅固而環環相扣的金融體系，居然可以像骨牌一樣轉瞬間崩解，崩解之後就引發全球金融秩序整體混亂，各區域幾乎都受影響。另一個相似意象的具體案例是911世貿中心大樓的攻擊事件，雙子星大樓作為世界金融中心（紐約華爾街）重要建築地標，如此巨大、堅固的百年基業，結果卻可以在剎那間灰飛煙滅。被擊毀的不但是物理建築，也是人身安全以及心理的安全感。而如今看起來這些已不是十分少數的事件，上個世紀末以來不斷有無法掌控的重大意外或風險事件發生。諸如2001年的911恐怖攻擊事件、2008年印度孟買的恐怖攻擊；近來次級房貸引發的全球性金融海嘯、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還有1999年921台灣集集大地震、2008年中國汶川大地震、2009年88水災等，其實還有更多不勝枚舉的事件。這些似乎都揭示了所謂「風險社會」的來臨（Giddens,1991; Beck, 1992；林耀盛，2001）。
Beck（1992）認為在現代社會中，其風險特性是無法避免的必然結果。他也著眼於全球化的發展，指出風險也成為了全球性風險，風險的機率是無所不在、無人可避的，因為不論地域與階級都會受擴散效應影響。Giddens（1991）認為現代性就是一種風險文化，並不意謂現代社會風險較傳統社會高，許多生活風險反而降低，因為風險是現代社會亟欲關注、評估、控制的。但這卻事與願違，因為全新未知的風險以及高度後果的風險（high-consequence risks）正挑戰著與襲擊著我們，諸如新型態的疾病與傳染病、核子或生化武器威脅、恐怖主義與攻擊、全球各地環境生態災難、全球經濟體制的崩潰等等，這些威脅可能帶來的嚴重後果，加上全球化的時空分離與延伸特徵，使幾乎無人能逃避這些嚴重的後果。這些事例都顯示了專家系統與制度性反思等建構的社會系統與結構，並無法真提供穩固而滴水不漏的安全感，風險評估與控制其實並不精準（ Giddens, 1991 ）。總之，本體性的安全感（ ontological security ）十分微弱而易於受威脅。
在風險社會或後現代的大環境下，企業與組織型態也有所轉變。包括全球化、縮減規模（或組織瘦身；downsizing）、外包（outsourcing）、境外投資（offshoring）（Castells，2000），加上企業併購（Carey et al.，2001；Hertz，2001）等趨勢。尤其是近年來企業所流行的組織瘦身（downsize）、企業再造工程（Reengineering）對組織及組織中的工作者影響重大。例如Micklethwait & Wooldridge（1996）談到1994年美國企業花了一百億美元進行企業再造，企業再造其實與規模縮減息息相關，所以工作機會減少51萬多個。許多大企業都熱衷於組織瘦身，例如美孚石油（Mobil）、寶鹼（P&G）等等。所以Cascio（1998）也顯示整個1987至1995年期間，美國有超過7百萬人遭解僱。
另外組織透過合併與收購的方式，做到極快速、彈性，而且規模更大的組織結構改變，而且成為一股趨勢。超大型併購例如美國線上（AOL）併購時代華納（Time Warner）合併案值三千五百億美元；美孚石油（Mobil）和艾克森合併，金額高達八百六十億美元，2000年美國企業併購的金額超過二兆美元，九千個併購個案（Hertz，2001；湯明哲，2002）。如此眾多而規模龐大的併購個案，表示許多組織面臨根本的變動與調整，身在其中的工作者也被迫必須面對職務、工作、制度的調整，甚至是裁員。
也因為這些社會與組織環境的變化，使工作本質也改變了，出現「彈性化工作」的趨勢。彈性工作意指在工作時間、工作內容、地點、勞僱關係契約等四者都不再像過去那樣的穩固不變。所以兼職、臨時工、個人工作者等各種形式工作型態都增加，而傳統工作型態—全職工作、清楚的職務、涵蓋生命週期的生涯模式，正逐漸沒落中（Castells，2000）。如同人力經濟學家Freedman說：「今日的勞動市場，如果你接近點看，會發現幾乎沒有長期保障的工作了」（引自Aronowitz & DiFazio，1994）。
2. 哲學觀的後現代轉向
2.1. 從客觀真實轉為多重建構真實觀
Gergen與Thatchenkery（1996）指出現代精神從啟蒙時代就立下根基，諸如啟蒙時代的哲學家笛卡兒的哲學思想就變成重要基底。而後因著西方社會之科學、技術快速提升的工業化發展，在哲學與文化運動也隨之前進，也帶動了自然科學的快速提升與成就，也使科學研究與認識論上，邏輯實證論（logical positivism）或實證典範成為無可動搖的主流。對「實證主義」（Positivism）典範來說，知識是對經驗世界的正確描述與預測，而且真實是客觀而唯一的。也因為如此研究必須致力去除主觀、非理性成分，因為都是偏離客觀世界的誤差，換句話說研究者必須保持價值中立，不將自身主觀價值放入研究中。所以研究或知識的旨趣在「控制與預測世界」，而這世界是外在於人的客觀世界，亦即透過因果關係的假設驗證，獲得普遍的、簡約的理論原則，最後能用以預測與控制世界（夏林清與鄭村棋，1989；Argyris, Putnam, & Smith，1985；洪瑞斌，2007）。
社會建構論無疑地成為後現代典範轉向後，對照或批判傳統主流實證主義典範時最廣泛被採用的哲學典範基礎。在長久笛卡兒心物二元論的傳統下，在認識論上長期有二種觀點的爭論，即「經驗主義」與「理性主義」，前者認為知識來自外在世界，知識是自然世界的複製或替代品；後者認為知識的核心在於個體的內在理念或思維歷程。而社會建構論超越此二者的對立衝突，它提出知識來自社會互動以及語言建構的過程，所以重點在於人對其生活世界的描述、解釋（Gergen，1985；呂依真，2002）。Berger & Luckmann（1967）指出社會建構是社會真實（social reality）與符號互動（symbolic interaction）的混合物。社會建構論主張我們集體經驗到的真實是受我們的社會互動所建構，因為基於人對意義化與秩序的普遍性需求。因此真實雖然不是絕對的，卻可以有共識，透過一群體參與共享的經驗及彼此互動而形成。換言之，對他們來說，真實是主觀的、多重的，沒有所謂單一、絕對的真實存在，所以知識或知識的作用就是瞭解個體在生活經驗中如何建構其主觀世界。Berger&Luckmann（1967）認為就是這樣形成多數同意的共識、整合的需求才推動了合法化（Legitimation）過程，即人們對其集體與建置化的傳統等基本元素，會建構出一套的解釋或辯護理由。
2.2. 從個體理性轉為社群理性
如前述啟蒙運動開始，追溯根源還是來自笛卡兒，笛卡兒的「理性主義」建立在方法學的討論上，人對外部世界秩序的充份反思必須依照以人們可理解方式，謹慎逐步推論，加上精確的觀察等規則而得（Descartes，1637/1950）。Gergen與Thatchenkery（1996）指出「理性行動者」（rational agent）是現代主義重要基本假設之一，也成為現代科學的重要基礎。「理性人」也就此成為探索、分析與認識世界的主體。
如前述啟蒙運動開始，追溯根源還是來自笛卡兒，笛卡兒的「理性主義」建立在方法學的討論上，人對外部世界秩序的充份反思必須依照以人們可理解方式，謹慎逐步推論，加上精確的觀察等規則而得（Descartes，1637/1950）。Gergen與Thatchenkery（1996）指出「理性行動者」（rational agent）是現代主義重要基本假設之一，也成為現代科學的重要基礎。「理性人」也就此成為探索、分析與認識世界的主體。理性運作歷程是理由薄弱的，反而較是在特定文化傳統下照遊戲規則玩（Gergen與Thatchenkery，1996）。根據Wittgenstein（1963）的說法，沒有所謂的「個人語言」（private language）。Gergen與Thatchenkery（1996）進一步說語言要能持續存在依賴社群的協同—至少二人以上的參與行動，且「釋意」（making sense）是一個社群的成果。Gergen（1994）亦主張理性的存有並非個體的存有，而是文化的協同行動。
Bruner（1986）主張個體學習與成長最重要的部份必須透過「社會相互性」才能發展，他並借用Vygotsky的「趨近發展區間」（ZPD）概念，認為在此區間個體無法自行建構，只能追隨他人的活動與思想下進行組織，換言之是借用他人的意識與反思，透過他人理解與自身反思性理解之間的相互作用，個體能夠轉化並提升個人意識（王紅宇譯，1999）。換句話說，Bruner、Vygotsky認為人類之學習、發展、知識獲取並非依靠個體的邏輯論證或認知歷程，而是透過相互溝通與社群對話。綜合而言，現代主義下的組織科學建立於一基本假設—個體理性，而此假設已被後現代典範挑戰，尤其是語言學運動。後現代轉向後的新典範，假設更重要的是社群集體之共同理性，更重要的組織活動是溝通、互動與對話，包含知識的建立與擴增都是社群互動所得。
2.3. 從主流中心轉為脈絡主義
相對於後現代主義，傳統以及現代主義其實有個共通點，就是真實或真理具有唯一性與絕對性。在傳統社會裡，真實或真理的依據是道德、傳統、宗教信仰、君權等絕對權威；現代主義下，真實或真理的判準就是科學以及理性，科學或技術理性成為新宗教或新神祇（Schein，1992；Giddens，1971）。換言之，傳統或現代主義皆有其主流中心或權力核心，但對後現代典範來說，「真實」並不是唯一而絕對的，而是多重的、建構的（許立一等譯，2000；洪瑞斌等，2007）。所以後現代典範對於權威或主流中心是解構的、去中心的。Lyotard（1984）指出語言與權力彼此不可分割的糾結在一起。像是主流論述賦予某些描繪社會現實的版本最大權力，也就是協助既存權力關係與社會結構合法化的版本，所以主流論述如此根深蒂固（Willig，2003）。但即使如此，語言的建構本質顯示永遠還有對立論述出現的空間（Willig，2003）。
回到方法論層面，後現代取向的研究方法除多重建構性外，也強調解構權威、批判主流中心，讓邊緣或另類的論述或敘事得以浮現。傅柯主張發掘「在地的」（ local popular ）知識，並提供充分的空間，才有可能對主流知識進行有效的批判。所謂在地的知識是存在於社會邊緣，被壓制、排除或摒棄在正式知識和一般主流的科學範疇之外（White & Epston，1990）。White認為即便最邊緣的生活，還是一直存在著「活生生的經驗」，只是受主流敘事邊緣化，並去除其權力。所以，敘事治療（或敘說研究）的作用就在使人的「活生生的經驗」能反抗主流敘事，進而超越主流敘事，擴充多種可能性（Freedman & Combs，1999）。另一方面，後現代主義視文化為意義的脈絡，也是知識產生的源頭，因此人的各種行為原本就是充滿複雜性與脈絡性，若是抽離這些行為發生的脈絡，行為的知識也就不存在了（金樹人，1997）。
2.4. 從語言再現轉為語言行動論
Ashworth（2003）認為後現代典範放棄了「再現主義」（representionalism）的信奉，轉而朝向「建構主義」。「再現主義」企圖透過語言或故事文本再現或還原那個主觀真實或客觀世界，視語言是生活世界的再現工具。「建構主義」則主要興趣並不在再現或還原的工程，因為當初那個世界或真實已不可得，只有層層相互建構。所以他們關心世界與意義如何被個人及其背後文化、社會建構出來，它研究語言本身的性質與形式，每個片段元素如何從整體網絡（文本或論述）中獲得意義，所有一切皆為建構，皆為文本。
Wittgenstein（1963）曾主張語言獲得其意義並非從其心智或主體結構，反而是從在社會行動中的語言使用才獲得，也就是其所稱的「語言遊戲」。另一方面來說，故事敘說的力量也不在於證實真偽，而是在於說服力、影響力（Riessman，王勇智、鄧明宇譯，2003；Smith，2003），或者打動或受眾人接受的程度。諸如紀蔚然（2006）提到故事會有眾多版本，但有些故事若獲得大眾普遍青睞，版本不再只是版本，變成有普世價值的「真品」。一旦製造神話的敘說被賦予威權地位，神話便成為真實的代表，如同西部神話深刻烙印在美國人心靈，並左右美國歷史發展。
3. 朝向後現代生涯發展的理論與研究
過去一般的工作型態也構築了以往「生涯」的基本概念與介入視框。概略而言，「生涯」概念的提出與介入是工業化成熟後的事，因為職業才得以自由選擇（金樹人，1997），藍領、白領或不同型態就業機會大增，而且工作契約與生涯是相對穩定、長期、可規劃、可預期的型態。所以以往主流的生涯理論視框是「人-環境契合」（person-environment fit）觀點（或稱特質因素論），另外加上「發展論」理論的相互補充。
若是解析隱含在理論背後的基本假設，可發現這些理論視框的確適用於過去現代性或工業化社會的生涯指引。其中「人-環境契合」觀點預設人與環境的特徵都可以詳實而客觀的測量與分析，每個人都有一組最適當而穩定的生涯目標或職業選擇（朱克，1996；赫爾與克芮莫，1999）。因此它是靜態的理論，相對缺乏時間與動態交互作用的觀點。主要因為以往最關鍵生涯或職業選擇發生於從學校到職場的轉換點，而之後的生涯與專業發展基本上都是在既有組織、職業位置中累積專業與向上爬升。另外，早期的「發展論」諸如Ginzberg、Ginsburg、Axelrad與Herma（1951）的理論，基本上都形成一種「常模軌道」理論，他們透過整理某些典型生涯群體（通常是以中產、白領、男性為主）的生涯發展過程，形成一組多數人生涯應該如何發展的階段或路徑。他們認定其他邊緣或非主流族群都是生涯偏差，背後假定了生涯發展是單一的、穩定的、連續的、向上路徑之觀點（Ginzberg et al., 1951）。但回到前述後現代或風險社會的特性，所謂一般生涯「常模軌道」已經漸受挑戰，它也從大眾主流的位置變成只是多種「生涯樣貌」的可能選擇之一。Cascio（2007）歸納了一些生涯領域研究的趨勢，並以「非線性生涯」來指稱生涯的不穩定狀態的趨勢，他引用了美國2006的調查資料，並指出25至34年齡層工作者其一份職業維持期間之中位數為2.9年，而55至64的工作者其一份職業維持期間之中位數為9.3年。顯見生涯不像過去傳統接近終生，且有次序的。
換言之，「生涯」的後設理論或隱喻也應有所轉變。可以說偏向現代性的「人-環境契合」取向就是一種隱喻，它如同「木樁與孔洞」（Inkson, 2006），但是背後隱含孔洞的狀態與數量是相對穩定的，生涯協助努力要做的是讓形狀相近的木樁與孔洞配在一起，或是微調木樁形狀以適合孔洞。另外有一大類是將生涯類比為各種「旅程」（journey）隱喻（Inkson, 2006），其中過去主流社會提供的隱喻如「階梯」（ladder），它反映生涯是一步步不斷向上爬的歷程；或者是「軌道」（trajectory）、路徑（path），則反映職業生涯一經選定，路線是相對固定而單一的。基本上，上述隱喻可以適用於過去社會包括多數白領工作者穩定中努力向上爬的生涯圖像，或是藍領很難向上移動，只固定的重複不變的工作生活常軌。
但在大環境變化的趨勢下，開始有學者提出不同的隱喻，像是Inkson（2006）提出「多樣性」（Protean）以及「無界限」（或跨界）（boundryless）二種新隱喻。他認為「多樣性」像是希臘海神Proteus，本身是「變形者」（shape shifters）意象，而「無界限」則以Mercury代表，他是神的信差，以跨越距離與阻礙，快速飛行見長。可以說新一代的生涯意象或後設理論開始轉變為強調型態的多樣性與變化性，以及跨越各種界限區隔等。基本上，它們是在後現代與風險社會境況下，包含片段與斷裂的生涯，以及彈性化或各種非典型工作型態帶來多樣性生涯樣貌，所產生的反映與思考。
Fouad（2007）在「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中發表一篇回顧論文，他針對職業與生涯心理學的過去研究累積成果做整體回顧，文末提出此領域的未來方向，他明白指出這領域理論過去的基本假設已經不完全適用，並且可以從不適用裡找出未來前進方向。這些基本假設或前題包含：「每個人都可以做生涯選擇」；「工作世界是可預測的」；「個體是在生命早期做一次的決定」等等。Fouad（2007）與研究者想法不謀而合，同樣認為未來的生涯或職業行為理論應隨工作世界劇烈變化性而做調整與更新。他提到的一個未來議題正好就是諸如建構論這類新方法或觀點如何協助增進我們對個體生涯意義的瞭解。
金樹人（1997）整理了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轉向後，生涯諮商的另類取向。這些學者們採用了社會建構主義（social constructionism）的認識論以社會建構主義為範典的生涯諮商，所採取的諮商方法稱為故事敘說（narrative）（Russell，1991）。金樹人（1997）指出此一取向使生涯諮商成了一個故事敘說與故事重寫的過程，視生涯為主觀經驗，視當事人為文本（text）。個人傳記取代心理測驗，諮商目標在於生涯故事的再造，生涯意義的賦予。
4.生涯建構論的過去與未來
4.1. Kelly的個人認知建構
生涯諮商學者或專家曾經借用Kelly的「個人建構心理學」，並做實際上的應用與研究工作。Kelly（1955）理論的核心精神在於「每個人就是自己的科學家」。建構（construct）意指人用來解釋世界的方式，而且每個人都用獨特方式來觀看自己及其所處世界，然後在觀察中得出各種預期（金樹人，1997）。另外，Kelly視建構為二極性的對立概念，而且通常不只一組。換言之，這裡的「建構」其實是個體內在獨特的認知基模或框架。
在Kelly（1955）的理論基礎上，若建構的解釋對象是「人」時，就形成人格理論，若建構的解釋對象是「職業」時，就衍伸到職業輔導或生涯諮商的應用。因為個人對”職業”也可構成一套建構系統，而個人進一步以其獨特”職業建構系統”來理解職業世界、生涯事件，並做出生涯選擇（金樹人，1997）。而在實際生涯輔導的操作上，通常採用「方格技術」（金樹人，1997；吳芝儀，2000）。而在生涯研究上，吳芝儀在其博士論文嘗試使用半結構訪談及建構詞錄方格（repertory grids）來探索大學生在生涯決定時，如何建構其生涯決定情境、個人建構系統、以及建構歷程等（Wu，1997）。而後吳芝儀（1999）又採用相同方法，探索犯行青少年之生涯。
4.2. Savicks的折衷取向
Savickas（2005）曾專章介紹生涯發展與諮商中的「生涯建構論」取向，他將傳統重要生涯理論重新詮釋賦予新意，包括Holland的職業性格（vocational personality）、以及Super的發展論重新詮釋等改為社會建構論的意涵。主要是將這些理論概念原本偏向客觀性、本質性的意涵置換成主觀性、建構論的性質，並加入敘說取向特有的概念，即生命主題（life themes），作為個體統合過去經驗與未來夢想已建構個人生涯的核心概念（Savickas，2005；Fouad，2007）。他並在後續的研究與實務工作，形成一種新的生涯諮商模式。
Savickas（2005）同樣以建構主義觀點來看生涯，注重解釋歷程、社會互動、意義協商，因之「生涯」是主觀建構的，透過對過去回憶、現在經驗及未來渴望等的個人意義一起將它們編織在「生命主題」裡。Savickas（2005）理論中有三個核心概念，包括職業人格（vocational personality）、生涯適應（Career adaptability）、生命主題（Life themes）。
職業人格所指不是P-E fit觀點的個人內在本質，而是和社會集體建構之原型(propotypes)的近似程度。而興趣是人在其群體中所建構的社會意義，及獲取個人聲譽、價值的動態歷程（Savickas，2005）。但是在生涯諮商介入的實際操作面， 還是使用Holland的類型論（RIASEC）以及測量工具。另外他也指出除了個人建構，也可理解集體社會如何組織職業、科系之類型（Savickas，2005）。
生涯適應是指從個人連接到社群集體建構的生涯間的調適歷程；或從個人到職業角色間的擴展與調適。其中又包含了4個層面，分別為生涯關注（對生涯是否有期待，樂觀或有規劃）、生涯控制（對生涯是否有主控性，能做決定）、生涯好奇（對自我或職業資訊是否會積極探索）、及生涯信心（對生涯選擇或實踐是否有自我效能）。而實際操作與應用上，Savickas（2005）則建議最好採結構式晤談來獲取上述四面向的個別差異，若要測驗測量他則建議相關量表，包含Crites與Savickas（1996）的「生涯成熟量表」、Savickas與Hartung（1996）的「生涯發展量表」、Betz與Taylor（1994）的「生涯決策自我效能量表」等等。另外，國內有研究生嘗試以Savickas（2005）架構發展出一大學生的「生涯適應力量表」（吳淑琬，2008）可使用。
相較而言，更接近敘說或建構論取向的概念是生命主題。Savickas（2005）認為職業性格是自我概念的組織，生涯適應是自我擴展狀態，但都是局部層面，而生命主題卻能統整前二者，成為整體性自我定義。在實務介入的實際操作則從傾聽個案生涯故事著手， 因為故事裡的重要情節反映生命主題。但Savickas（2005）也指出同一文化下可能會有共通生命主題。例如Savickas舉出美國文化腳本下的幾種類似主題，像是體弱的孩子變成健美冠軍、口吃的孩子變成消息傳播中心、害羞的孩子變成演員、貧窮的孩子變成富翁等。不過Savickas（2005）還是認為不適合形成生命主題的普遍分類，因為會減低個人獨特性。
4.3. 敘說取向的生涯建構
一般而言，敘說取向的研究及諮商被認為屬於「建構論」或「社會建構論」（金樹人，1997；Bujold，2004），因此採用敘說取向來進行生涯諮商與研究，也屬於生涯建構的一支。由於敘說取向的諮商與研究相當蓬勃發展，所以將敘說取向應用於生涯諮商與研究其實有許多不同支流與做法。其中，Cochran（1997/2006）建立了一套敘說取向的生涯諮商法，包括述說與重整故事、建立未來敘事、故事情節與腳本的強化與實踐等。但以研究者的嘗試實踐經驗發現，要協助個案建構未來敘事有相當的難度，甚至在個案應該已充分書寫與重寫過去生命故事後，依舊困難，除非Cochran實作上有更精細、特殊的技術。
另外，在國內首先將敘說取向用於生涯諮商與研究始於金樹人（1997），金教授並開始指導其碩博士學生，進行敘說取向的生涯研究或諮商研究。黃素菲承接金樹人的生涯諮商與研究工作，並將生涯敘說諮商更將精緻化、具體化。黃素菲（2006）認為敘說取向的生涯諮商在於找出隱藏的新故事線，並且增強或改變之，實施的關鍵或方法包含：理解故事的脈絡系統、諮商師的理解與回應、「自我位格轉換書寫」技巧、童話故事改寫技巧、未來的行動實踐（最後一個是取自Cochran，1997/2006的作法）等。
但是，生涯諮商或教育又為何說故事？Bruner（1986）區分人類有典範（邏輯）式、敘說（故事）式二種基本思維模式。而且生命（或生涯)）的知識是屬於故事性質的知識，而故事性質的知識是一種「意義詮釋」，所以適合故事敘說。如同Bujold（2004）認為建構取向生涯關注於個體意義與經驗建構，而且敘說可視為某種形式的自我建構。換言之，人生意義、生命目標、生涯路沒有標準解答，不能證明真偽；它們是文化集體及個人意義系統的建構 / 解構。
綜合相關敘說諮商的基本原則，整理出敘說治療方向與目標如下。生命故事要細緻或深厚的描述（thick description ），包含主顯節（ epiphany ）或關鍵事件；需要有歷史或時間的軸來貫穿敘說與文本（人在歷史中存在）；嘗試統整、貫穿整個故事，找出重要主題與軸線；讓敘說貫穿過去、現在，朝向未來（基於對生命深度自我認同）；將每個人的生命當作藝術品來欣賞，看見它獨特的美與價值。
翁開誠（2002）曾說：
我們面對的是片斷、複雜而又難懂，甚至令人悲痛、無力或嫌惡的生命情感經驗時，是否我們還能堅持相信這些令人搞不懂的生命片斷必有其道理，而且不但不放棄，反而在充滿未知、困惑情況下，仍然興致勃勃，細細的體味，相信這些零碎、片斷必有其相連繫的脈絡，只是我們暫時還未發現；甚至是令人嫌惡的經驗，仍然相信，生命必有其目的、意義之追求，終究其間蘊藏著「美」與「好」，只是我們尚未能體悟。
5. 結語
從上面的文獻回顧，我們看見生涯建構論的演進，從Kelly的個人建構心理學開始。但是此取向雖然主張每個人都有其獨特、主觀建構，但卻是建立在認知心理學架構下，「建構」如同個人認知基模。其次Savicks的折衷取向，則可看到Savicks作為資深的生涯諮商學者及專家，嘗試將傳統重要的生涯諮商理論，賦予後現代的建構論新風貌，但由於企圖與傳統理論與技術作良好接軌，所以呈現樣貌是介於新舊之間的折衷色彩。最後，敘說取向有其自詮釋學逐步發展的長久歷史，具有其獨特性與發展性。惟敘說取向的建構理論並不算清楚闡述。
研究者回到詮釋學的哲學基礎，發現有相當有力的核心。因為人無法直接的描述與理解世界、生命、自我，需要依賴語言或表徵系統(主觀、不透明性)。敘說取向的「建構」最重要的是具有中介性質(如意義容器或載體)， 形成”建構”才有可能進行個人反思、對話、擬構、籌劃等，或是與集體進行溝通、與文化傳統對話等。如同余德慧(2001)引用高達美的「完全的中介」概念加以清晰闡述：「事情是一種碰觸（或遭逢；encountering），在所有碰觸中，我們建造出一個世界，那個世界既不在你那裡也不在我這裡，而是在你我之間，也就是在一個完全的中介裡。語言也是如此，在人和人之間才有語言，語言的本質就是在中間。語言一給出就在公開區，公開區就是中介。」
總而言之，研究者認為廣義的敘說文本不僅止於語言系統，人類採用的符號或表徵系統就是敘說文本，敘說文本就是建構。因此所謂「建構」即是介於主觀意識與客觀世界之間、個人與集體之間的符號或表徵系統，可以是故事文本、願景畫面、象徵儀式、戲劇等等。透過在中介區域，亦即個體在敘說文本的建立、回觀、反思、對話、籌劃等，才使得生涯與未來的建構成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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