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穎 / 高雄中學輔導主任
書籍小檔案
作者： 詹姆斯‧法隆
原文作者：James Fallo n
譯者：瞿名晏
出版社：三采文化
出版日期：2016/09/02
先天論者的反思與告白：《天生變態》
如果利用當今先進的腦科學儀器去研究心理變態會發現什麼？我們有可能看見他們的大腦具有共同的特徵嗎？這些特徵是否代表某種缺損或者優勢？人性究竟是先天使然還是後天教養？著名的神經心理學與大腦研究專家詹姆斯法隆（James Faron）為我們解開了這個謎。
他發現殺人犯的腦部掃描圖（主要是透過PET 與fMRI）和一般人的主要不同點在於額葉和顳葉的功能低下，而這兩個部位主要是掌管控制力和同理心的部位。這類人的情緒不波動，因此並不擔心謊言被拆穿，以及暴力行為的過程與後果。他們的冷靜態度伴隨著對周遭親友的疏離，人際關係因此總是膚淺而空洞。 他們是天生的偽裝高手和演員，會為了博取同情和脫罪而表現出充滿悔恨的模樣。但是他們的大腦會說實話，顯影圖使他們無所遁形。此外，他們善於操控別人，而且有仇必報。他們會精心策劃很長的時間，並透過操控他人來獲取利益。這樣的人愛好危險的遊戲，並常使他人置身於這類危險，而這些舉動並不會讓心理變態者感到愧疚。
就在這個理論看起來完美無瑕，似乎就要掌握人性善惡之奧秘的時候。他意外地發現，他自己的大腦掃描圖竟和蒐羅多年的心理變態者吻合！事情是這樣的，2005 年，為了找出罹患阿茲海默症的特定基因，他把自己和家人的腦部掃描圖納入對照組來一起研究。突然間，他發現某一張圖非常特別。因為那張圖長得就像他報告裡的其他心理變態者一樣。他認為這一定搞錯了，與技術人員幾經核對後他驚訝地發現：那張大腦掃描圖的主人正是自己！
詹姆斯法隆是個標準的先天論者。這解釋了他對大腦研究的信仰。他相信是基因塑造了人類的行為，伴隨著這一個世紀來基因工程的高速進展，他認定大腦的功能與先天的遺傳基因，或許再加上一點環境影響，將可解釋人類的行為。他甚至提出一個假說：在長期暴力事件頻仍的地區，例如加薩走廊，當地女性為了得到保護，會和暴力份子結合，進而使心理變態的基因能在當地得到流傳甚至擴大其群眾基礎。這將形成一種惡性循環，加重當地的暴力事件。他說，「在我看來，人類是一種機器，⋯人類對自己是誰和自己的行為幾乎無法掌控。我們的先天因素（基因）決定了個性80%，而後天因素（成長環境）只掌控其餘的20%。」
對我或許多社會及人類學家來說，這個假說都相當令人懷疑。因為我們相信，行為本身就是一種溝通。而且是被文化所塑造的。心理變態者的大腦與基因（他稱之為戰士基因）或許異於常人，但這類人在和平地區與長期戰區的比例想必不會有太多差異。怎麼說呢？因為文化會鼓勵我們表現特定的行為，天生變態會因為文化環境的制約而表現親善，一個善良的人也會因為同個原因而展現好鬥的性格。這不完全是他們天生如此，而是被誘使如此。更不用說他的假說完全忽略了好鬥者不管在哪個文化裡都屬於早夭的高風險群，根本沒有傳承基因的優勢。但詹姆斯法隆就是這麼深信著，因此你可以想見當他見到自己的大腦掃描圖竟與心理變態者相似時，這當中的諷刺意味有多濃厚。他在書裡坦承，他一度堅信找到了破解心理變態的鑰匙，但這張圖卻暗示著：自己的理論錯了。
這個錯誤正是當今心理學界最令人憂心之處。一群想透過生化反應來研究人性的專家，正在犯下把媒介當作動因的錯誤。試想你正拿著手機與家人溝通。真正在溝通的是拿著手機的你，不是手機。但有人發現當手機故障或沒電時，聲音就會消失，因此便斷言手機和電池是負責溝通的主體。將大腦、基因、或其他生化反應當作人性主體的科學家觀察到的很可能只是媒介的短路現象，並不是心智或靈魂的本質。詹姆斯法隆的青年時代，正是人本主義心理學席捲了心理治療學界的年代，解放人性的呼聲隨著越戰不斷升高，但他顯然並沒有對這些思潮產生什麼興趣，而是執迷地相信人類是一具複雜的機器。科學在物質世界所取得的勝利壓倒性地使這類物質論的思想在心理學界獲取大量研究資金的挹注，他們成果豐碩，但在人性的理解上卻仍然乏善可陳。而更讓人擔憂的是，這類研究成果以扁平化人性為代價，卻沒換來太多更值得珍視的東西。
詹姆斯法隆的研究終於在2010 年得到實證的機會，他深入撒哈拉沙漠蒐集游牧民族貝都因人的檢體，他們預測這個愛好和平的種族，其攜帶戰士基因的比例低於歐洲人與北美人，也就是30％。結果出爐，比例恰巧也是30％。易言之，他的假說被證實錯誤。「在這種情況裡，是文化適應而非先天基因在約束人們好鬥的個性。後天環境戰勝了先天基因的力量。」
這說明了什麼？
說明了人性不是大腦，行為也並非由先天的遺傳所主導。過去詹姆斯法隆是個不相信教育、文化與環境力量的鐵桿基因論者，這一連串的發現或許沒有讓他完全改觀，他仍然「堅信人是先天造就而非後天養成的」，但他最終還是承認，「真正優良的教養可以戰勝先天不足的基因。我們可以透過行為因素、基因因素、後天因素、精神病學因素和社會因素去改造環境，再給予那些容易受到影響的孩子多一點愛。」用我的話來說，就是我們要提供更多的機會讓這些孩子知道他能夠選擇。如果他不能選擇，只能在崇尚競爭的文化裡因為資源不足而落敗、被羞辱，為了成功（這正是這個社會要求他做的），他會做出所有我們都不願他做的事：販毒、搶劫、欺詐，甚至殺人與自殺。這些行為背後的因素很簡單：他們不願被「定義失敗」，而絕非僅因為他們有顆變態的大腦而已。
法蘭克‧貝拉迪（Franco ‘Bifo’ Berardi）以文化因素研究心理變態，（中文介紹可參閱書介【戰慄時空：《英雄－大屠殺、自殺與現代人精神困境》】），他告訴我們，這些冷血的殺人犯，例如挪威的布列維克事件（兇手殺了77 個人，其中33 人未成年）和美國幾起著名的校園屠殺事件，犯人們並非生性殘酷，而是想表達他們「想曝光的變態需求」，並透過自我毀滅來逃離目前身處的地獄。我們要改善的正是這件事：是什麼讓我們的社會成了地獄？讓我們深愛的寶島成了年輕人口中的鬼島？如果成功的管道只剩少數已被壟斷的那幾個，被競爭文化甩落出去的其他孩子會成為什麼模樣？這根本用不著PET 或fMRI 就可以預測到了，不是嗎？
人類是生物的存在，但同時也是心理的，與靈性的存在。人性並非神經生理學家所認定的，只是單純的大腦生化作用，當然也不如人本心理學家認為的那樣樂觀。後者用橡樹子比喻人的自我實現傾向，只要給他適合的環境，就會長成一棵美麗的橡樹。事實上，人性既脆弱又堅強。人性發揚的首要是一個好的照護環境，特別是在嬰幼兒時期。然後是我們的社會必須驅除自我實現的其他人為障礙，例如階級、貧富、壟斷、和其他各種形式的、人為的不對等，在可能情況下，允許社會中的絕大多數人有不同的路徑能夠定義和達致自己的成功，他們發現自己擁有選擇，而一切選擇的責任都在自己身上，他們才能擺脫受害者的角色，邁向成長。因為選擇，我們擁有自由，這個自由意指人們會犯下錯誤，而且可能選擇邪惡。但同時也讓每個人在面對苦難的時候，能用自身創造出的獨特態度面對他個人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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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章刊登於第23期電子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