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詠怡 / 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學校輔導碩士
（指導教授 / 金樹人教授）
一、研究目的
縱使心理學界已不再視同性戀為精神病，但有部分社會大眾仍視他們為精神異常的群體，甚至希望以各式各樣的方法改變他們的性取向，試圖將他們變回主流社會所接受的「正常人」。現時華人社會的男女觀念仍被傳統價值觀主導，女性要為家庭負上傳宗接代的責任；異性戀主導的社會亦令女同志在家庭生活及生涯發展上造成沉重的壓力。然而，有關澳門女同志的生涯發展之研究仍然非常貧乏，顯然澳門社會及教育界對女同志的關注度及支援較低。本研究希望以訪談形式，了解澳門女同志的生涯故事，研究者關心的並非女同志在職場上遇到多大的挑戰，而是希望她們透過敘事方式，了解自己到底是如何面對生涯上的各類挑戰，從而找到在異性戀主導的職場及社會環境中的「安身」之處，繼而為自己的生涯添上新的意義，找到「立命」的動力，以及面對日後生涯挑戰的勇氣。本研究目的為：
一) 從女同志的敘說生涯故事，了解生涯建構理論中的生涯主題如何影響她們的生涯發展。
二) 探討社會文化脈絡對女同志生涯發展的影響。
三) 在重新敘說故事後，女同志對於未來生涯發展的期待和看法。
二、文獻分析
認同發展有助個人建立自主性及自我導向的能力，也有助提高個體的整合性及心理成熟度，成為一個心理健康的人（Boatwright, Gilbert, Forrest & Ketzenberger, 1996）。然而，女同志要花上很多精神及時間，才能建立一個較完整的自我（Cass, 1984; Sophie, 引自黃玲蘭, 2005; Hetherington & Orzek,1989; McCarn & Fassinger, 1996），亦即是說她們把用來建立事業及豐富自己生命的心力與時間，先會花在建立自我認同上。故此，女同志在性別認同發展過程中會遇上很多困難及掙扎，並會影響她們的職業抉擇及生涯發展（Hetherington & Orzek,1989; Boatwright 等人，1996）。女同志一方面要面對異性戀者對她們的成見，另一方面又為了在異性戀主導的社會中建立及發展其事業，讓她們時常感到矛盾與掙扎，以致在生涯發展上常出現搖擺不定的情況，她們的生涯成熟度也會較低。由此可見，處於不同自我認同狀態的女同志，在職場都會遇上不同的困難與挑戰，影響其自我認同歷程及生涯管理的發展。在異性戀主導的環境下成長的女同志，她們除了要接受社會對女性的責任與期待，同時也要認同自己女同志的身份以及與別不同的性取向。女同志身兼女性及同志的身份，故此她們在成長過程中時常要處理心理及現實之間的矛盾，這種性別混淆阻礙了她們建立出正面的自我形象（黃玲蘭，2005；Hetherington & Orzek, 1989）。研究者從多個女同志的生涯發展的研究中（House, 2004; Parnell, Lease & Green, 2012; 陳禹函，2011）發現國內外的女同志在職場上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視，成為工作發展上的一大阻力。本研究將會討論女同志在建立自我認同的經驗，以及當中所引發的困難及掙扎之因應策略。此外，研究者希望透過接觸參與研究的女同志，了解她們在澳門的職場發展會否因其性取向而受到影響，並期望理解她們以甚麼心態去面對在職場上的挑戰。
生涯建構理論討論的範疇包括職業性格（Vocational Personality）、生涯適應力（Career Adaptability）及生涯主題（Career Theme） （Corsoa & Rehfussb, 2011）。敘說時不斷重複出現的字語將他們的生涯主題活生生地呈現出來，亦讓當事人感到自己有能力自主地發展屬於自己的生涯，透過故事敘說，當事人可以重整各個故事的次序脈絡，從故事情節中理解事件發生的原因，解構當中缺陷的意義，讓他們對其人生故事建構新的意義，使之顯得更為完整，當事人就能建構出獨特的生涯主題。生涯主題能夠讓當事人從多個故事裡發現自我連續性，連結過去、現在、及將來人生的故事，並為故事注入了可信力及行動力（McMahon & Watson, 2011）。而角色弧線（Character Arc）與生命線相類似，有助當事人發現貫穿著故事發展的主命主題，以及了解過往的人生經歷如何影響現在及未來的故事發展，還有當事人希望解決的生涯議題（郭本禹、鄭世彥、馬明偉，2015）。Savickas（2011）指出在理解當事人的生涯故事時，需要利用敘事範式（Narrative Paradigm）來組織其生涯故事的發展脈絡，從生涯建構理論的觀點來說，這種範式能有助諮商師識別出當事人生涯故事中一些重複的生涯主題或故事形態，以及在故事發展過程中的一些轉捩點，聆聽當事人敘說他們如何面對及克服困難，為故事添上更豐厚的意義，從而能夠讓諮商師根據故事的發展敘寫出敘事真實，同時引導當事人從當下的角度回顧過往的經歷。另外，Savickas（2011）認為角色榜樣能夠反映當事人的自我建構。當事人描述角色榜樣的特徵時，同時能夠從中形成自我建構，並且有助他們修正自己的個性，讓自己與榜樣更相似，藉此期望自己能夠學習榜樣的選擇和行為，解決生涯上所面臨的問題，或者完成相似的生涯目標。研究者希望以生涯建構理論作基礎，引導研究參與者敘說更多與女同志有關的故事及生涯主題，以及探索這些生涯主題如何影響著她們的生涯發展。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敘事研究方法，透過與研究對象進行深度訪談，藉此希望她們能夠親身說法，分享自己的人生經歷及生涯遭遇，幫助她們去發現自己是如何看待自己及生涯事件對自己的意義，以呈現澳門女同志的生涯故事脈絡，並對她們所遇到的生活經驗進行分析。本研究選取研究參與者的方式為立意抽樣中的雪球或鏈式抽樣，邀請了兩位女同志－晴晴與小君參與此研究。研究對象的邀請條件如下：
一) 認同並確立自己是女同志的身份；
二) 年齡為18歲以上，且具備法定的行為能力；
三) 在澳門有全職的工作經驗。
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式訪談作為收集資料的方式。在第一階段的訪談中邀請研究參與者詮釋自己對女同志身份自我認同的狀態，剖析女同志身份對其職場發展的影響，最後邀請她們繪畫角色弧線，回想人生中因為女同志身份而引起的性別議題故事，從而讓她們重新檢視女同志身份是如何影響其生涯發展，並詳細描述事件發生時的心境狀況，解構事件背後的意義和重要性，為故事情節命名。第二階段的訪談內容為建構及重寫故事。讓研究參與者分享其閱讀訪談逐字稿的感受及對自己人生故事的新想法，從整體故事重新了解女同志身份及性別議題故事對其生涯發展的影響力，探討研究參與者對其生涯發展的理想及現實狀況之間的不同，藉此可以更好地掌握未來的生涯發展。
四、研究結果
研究參與者在重新建構的故事中，發現到自己的生涯發展如何受到生涯主題的影響，以及她們的角色榜樣對其生涯發展的隱含意義。
在重新建構故事的過程中，晴晴發現所有的經歷都是有助她邁向成立性別教育協會的夢想，過去的經歷在她的生涯中埋下了各種各樣的種子，並讓她能夠為自己女同志身份而感到自豪。在第一次的故事敘說中，晴晴認為「剪短髮事件」是其生涯上的一個污點，但在重新敘說故事時，她發現這件事主導了她日後的生涯發展，促使她成立性別教育協會。晴晴將這件事件帶給她的負面影響轉化為推廣性別教育的動力，不再執著於當中的痛苦，而是把自己的經歷當作反面教材，讓大眾對性別議題作出反思。雖然在性別教育推廣工作上，或者在爭取同志權益的運動上，晴晴曾遇到了重重障礙，不過她在重構故事階段時，在舊有故事中憶起當初成立性別教育協會的初衷，讓她有力量再次堅定自己的使命，繼續為性別教育推廣工作努力。在未來的生涯中，晴晴希望能夠藉著自己的努力慢慢改變社會上不公義、不平等的情況，同志們的訴求能夠得到回應，不再受到污名的影響。
小君透過解構生涯故事的過程中，認清了自己的性格是如何形成，堅定了自己每一個的生涯選擇。雖然小君要面對因為女同志身份而引發的各種挑戰，但研究者者發現她由第一次訪談時處於被動的位置，漸漸因為重新敘說故事，而轉到主導者的位置。小君經歷過大學選擇、在職場上和生活上遇到不友善的對待、以及家人對其性取向的不接受，由最初的「不快樂」、「可惜」，而演變成「不後悔」、「不再隱瞞或逃避」，因為這一切經歷的發生都是自己作出抉擇的後果。小君期望日後的生涯發展可以繼續不受女同志身份所影響，做自己喜歡做的事，不因性取向而受到阻撓，或者對職場發展有所影響，希望自己仍然能夠忠於自己的觀點與選擇，能夠繼續做自己，做一個與異性戀女生無分別的女同志。
五、研究發現與討論
一）生涯建構理論中的生涯主題如何影響女同志的生涯發展
綜合兩位研究參與者的生涯主題發展脈絡，研究者發現生涯主題及角色榜樣對於她們的生涯發展都是不可或缺的。 1. 生涯主題把研究參與者從命運解放出來：生涯主題反映出自我連續性，正如McMahon及Watson（2011）所提及，生涯主題有助敘說者連結過去、現在和將來。研究參與者在發掘生涯主題的同時，找到了力量及行動力，推動她們自己的人生發展方向，同時反映出她們期望自己以甚麼態度和心態面對因為女同志身份而引發的困難和挑戰。 2. 生涯主題讓研究參與者形成清晰的自我認同與性別認同：兩位研究參與者在構思生涯主題時，都能從中更加了解自己的個性特質。女同志的身份並沒有阻礙她們在異性戀主導的社會建立真正的自我，反而是因為自己的性取向，激發出她們隱藏在內在的自己。 3. 對角色榜樣的認同有助於建構職場的生涯調適力：角色榜樣的選擇能夠反映內心渴望自己能夠成為一個怎麼樣的人，並會模仿榜樣的性格行為去修正自我（Savickas, 2011）。研究參與者從角色榜樣身上明白女同志身份並非實現夢想的阻礙，於是決定要勇敢地完成自己想做的事。 4. 角色榜樣的生涯經歷深深啟發她們的生涯原動力：生涯建構理論重視角色榜樣對個人的影響，也是個人如何界定自我的其中一個參考對象（郭本禹、鄭世彥、馬明偉，2015）。研究參與者的角色榜樣曾經遭遇與她們相同的經歷，讓她們無懼女同志身份所帶來的挑戰， 勇敢去創造豐盛的人生。
二）社會文化脈絡對女同志生涯發展的影響
Cass（1984）、Sophie（引自黃玲蘭，2005；Hetherington & Orzek, 1989）、McCarn與 Fassinger（1996）及黃玲蘭（2005）都認為女同志身處的社會文化脈絡有助她們更完整地認識自己，甚至對其生涯發展也有影響。 1.同志在職場上不被接納，影響同儕關係：在異性戀主導的社會上，同性戀並不符合主流社會的戀愛價值觀。兩位研究參與者屬於社會上的少數群體之一，在面對異性戀主導的社會氛圍下，她們初期在職場上未能反映出最真實的自我，與異性戀同事相時處顯得有所避諱。雖然她們對自己女同志身份有著高度認同，但與外界對同志的看法存有很大的落差，讓她們與這些不接受同性戀的同事之相處過程中，承受了莫大的心理壓力，她們擔心同事對同性戀持有反對的意見，甚至因性取向而排斥她們，擔心自己被標籤，影響她們與同事的關係。然而研究參與者並沒有因此而認為自己在職場的發展受到阻礙，更成為她們努力做好工作本分的動力，希望得到同事的肯定，將焦點落在其工作成就上，而非其性取向，同時以自己的工作表現向同事證明性取向不會成為職場發展的絆腳石。 2. 華人社會較抗拒多元家庭：影響研究參與者生涯發展的外在因素亦包括其原生家庭，當中父母對女兒寄予著傳宗接代的期望，更成為她們生涯發展上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關鍵。女同志要同時面對家庭及社會的期望及壓力，對於其職業以至生涯發展都構成負面的影響（田秀蘭，1998）。現時社會主流的家庭觀念並沒有包括多元家庭，女同志和同性伴侶的結合也不為社會所接受。故此，兩位研究參與者根據家人對其性取向的接受程度，採取了不同的因應策略，務求與家人保持良好的關係。
三）在重新敘說故事後，女同志對於未來生涯發展的期待和看法
1. 在保守的社會風氣下找到立足的地方：敘說自己的生涯故事除了有助增加個人對自己的了解，更可以解構生涯故事背後的意義，把小故事串連，結合成一個更豐富的新故事（引自Bujold, 2004；McMahon & Watson, 2011；Riessman, 1989）。研究參與者通過敘說自己的生涯故事，發現女同志身份是如何影響自己的生涯發展。她們在敘說故事時進一步肯定自己女同志的身份，在保守的社會風氣下找到了立足的地方，以行動向大眾証明女同志也可以「很一樣」。 2. 漸漸取回生涯發展的主導權：從兩位研究參與者的生涯主題發展脈絡，研究者也亦發現她們由一個被動的角色，漸漸成為自己生涯的主導者，甚至是作者。正如Savickas（2013）及McAdams（2013）對故事敘說的觀點，透過敘說可以讓自己成為未來生涯故事的作者。3. 同志也可以在職場上發光發亮：綜合兩位研究參與者重新建構的生涯故事，研究者發現她們每一個經歷之間都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每段故事都是前一個故事的延伸。研究參與者藉由在第一階段訪談逐字稿劃線的過程，對舊有的職場故事產生了新想法，從新故事裡找到未來生涯故事發展的方向，並與研究者一同以作者的身份重新建構故事（MuIlveen, 2011）。4. 消除主流社會對同志污名的情況：現時社會上仍有很多同志污名的情況，研究參與者期望以自己的力量向社會推廣性別教育，增加大家對同性戀的了解，改變以往大眾對同志的刻板印象，不要將犯罪、消極、自尋短見等與同性戀劃上等號。她們希望以自己的經歷向社會証明同志也可以在職場上發光發亮，為社會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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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章刊登於第21期學會電子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