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碩博士論文點閱】跨文化遷移下旅居者認同發展歷程之紮根研究―以在臺國際學生為例

馬安妮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研究所碩士
（指導教授 / 田秀蘭 博士）

一、研究目的

金色的樹林裡有兩條岔路
可惜我不能沿著兩條路行走；
我久久地站在那分岔的地方
極目眺望其中一條路的盡頭；
直到它轉彎，消失在樹林深處。
然後我毅然踏上了另一條路，
這條路也許更值得我嚮往…
⋯我將會一邊嘆息一邊敘說，
在某個地方，在很久很久以後；
曾有兩條小路在樹林中分手，
我選擇了一條人跡稀少的行走，
結果後來的一切都截然不同。
─未走之路 (The Road Not Taken)
佛洛斯特 (Robert Frost)

全球化的浪潮加上科技高度發展的帶動下，世界已成為一張緊密連結的網絡，而高等教育更被視為國家在國際上競爭力的重要指標之一。為了強化國際競爭力，臺灣的各大大專院校紛紛致力於提升在國 際間的能見度，以期能吸引更多優秀人才。

個人如何以呼應環境和符合社會期待的方式互動是跨文化心理學所關注的議題之一(Berry, Poortinga, Segall, & Dasen, 1992)。對國際學生族群而言，了解所處旅居地團體的行為模式，進而適應所處團體、獲得歸屬感是旅居歷程的重要任務。近年來國內已有許多研究探討國際學生的適應歷程和影響因素。然而，國際學生多元的背景也使他們的生活如同於一幅獨特的文化經驗鑲崁畫 (Sandhu, 1994)。進一步思考國際學生議題的特殊性，除了了解國際學生的跨文化歷程外，個人認同發展所探討的不僅是當下的自我，還涵蓋了過去與未來的脈絡。

認同的追尋無疑是個人發展中的關鍵主題之一，國際學生們在此階段面對跨文化的轉變，與本國學生相比，他們必須面對的挑戰又顯得更為獨特，甚至塑造了其自我概念的發展。將自我認同議題放置於文化脈絡下討論對這些遠離母國文化的族群來說相當重要(Cuadrado & Tabernero, 2012)。在撰寫本論文時，筆者亦正在韓國完成交換學生的課程。自己也成為旅居者後才讓我明白了箇中滋味，深刻體會了旅居經驗對自己的影響，甚至塑造了未來生涯的道路。研究目的為：
1. 了解跨文化遷移對在臺國際學生認同發展的影響。
2. 了解跨文化遷移對在臺國際學生認同發展的改變歷程。

二、文獻探討

成長取向的文化衝擊理論研究者認為文化衝擊是一種刺激，增進了旅居者的跨文化溝通能力和更良好的調適能力。以Adler(1975)的為例，他將跨文化適應過程區分為：1. 接觸 (contact)；2. 崩解 (disintegration)；3. 整合 (reintegration)；4. 自主(autonomy)；5. 相互獨立 (reciprocal independence)五個階段。Adler視文化衝擊為旅居者在地主國中性而非全然負向的經驗，文化衝擊雖然經常伴隨負向的感受或結果，但這些感受是了解和改變的重要經驗，文化衝擊可能成為文化學習和個人發展的契機，這樣的轉化帶領旅居者經驗更高層次的人格發展。跨文化遷移可視為自我概念的修通，旅居者調適自己以面對衝擊，也在衝擊與危機下轉而探索個人的生命經驗。旅居者從困惑到發現自己的獨特特質，對自我概念的修通也間接重新建構了與週遭他人的關係。

認同發展來自於個體在發展歷程中與自我和社會群體的對話與反思，個人的認同由連續性和區別性兩方面組成，連續性指個人自我特質中超越時間的一致性與穩定性；而區別性則指能將個體區別於其他群體的特質。認同的建構是貫穿整個生命週期的連續過程(賴麗萍，2011)。過去、現在，以及未來與社會互動形成的自我認同感，以及他者對個體的認知中形成一個穩固的整體感，且能從這樣的整體感中找到自己的定位、群體中的歸屬感，也滿意於自己的整體感，並且找到能區別出自我與他人的特質。

Adams和Marshall (1996)指出認同是一種社會心理調節機制，引導了個體的專注力、訊息處理能力、個人的形象管理和行為模式，他們進一步指出認同具有以下功能：1. 提供了解「我是誰」的結構；2. 透過義務、價值觀和目標形成意義和方向；3. 提供個人的控制感；4. 在不同的義務、價值觀和目標中持續提供一致性、結構性和和諧感；5. 能辨認出未來潛在的機會和選擇。

個人不僅認知到自己是社會群體中的一分子，也從社會群體中獲得價值和意義 (Tajfel & Turner, 1986)。個人的認同在群體關係中產生，文化接觸使旅居者與內團體成員接觸時產生了許多變動。旅居者團體必須在與地主國團體之間的協商過程中處理自我與相關他人之間的關係 (Ting-Toomey, 1999)。當旅居者帶著不可分離的認同進入新的文化或風俗習慣時，認同在為了確保個人的自我概念不因環境變化產生過大的變動下進而被形塑。旅居者融入旅居文化的過程並非僅是線性歷程的同化。面對新文化的衝擊，旅居者開始對自己的文化開始有了對比、審視、甚至懷疑，如何處理旅居國與地主國文化認同的問題是旅居者無法迴避的(陳國明，2003)。Erikson 視認同發展為個體生命週期中青少年期的發展任務，但在旅居者經歷文化遷移的巨大變動下，他們的認同必然也會隨之改變，本研究除立基於 Erikson 對認同的定義外，也擷取社會心理學理論中自我和環境脈絡的接觸下認同的功能，做為探討國際學生跨文化遷移下認同形成的歷程的參照。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半結構式深度訪談9位就讀或剛自臺灣大專院校研究所畢業的旅居者，探討跨文化遷移下認同發展的歷程。

(一) 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以立意抽樣選取具代表性的研究參與者。本研究設定研究參與者條件如下：1. 符合本研究所定義之國際學生條件；2. 正於臺灣大專院校就讀或現旅居於臺灣且曾有就讀於臺灣大專院校的經驗；3. 能以中文進行訪談；4. 訪談時願意錄音，且願意分享個人之旅居經驗。本研究之研究參與者共9位，其中男性5位，女性4位；國籍為馬來西亞5位；韓國2位、印尼1位、美國1位；年齡分佈為20歲至35歲之間；平均年齡為29歲；1位已從研究所碩士班畢業，1位正就讀於研究所博士班，5 位就讀於研究所碩士班，2位就讀於大學部。9位研究參與者之基本資料整理如下：

(二) 研究工具
在質性研究中，研究者本身就是研究工具，本研究的研究工具除研究者外，尚有協同研究者、研究參與同意書、訪談札記、錄音器材、訪談大綱、研究檢核函等。

(三) 研究實施程序
研究者在閱讀國內外相關研究的同時，回顧與國際學生友人的談話內容以及自身旅居韓國的經驗，思考可能觸及認同議題的旅居經驗，並和指導教授討論、邀請國際學生參與初訪後，形成正式訪談
大綱。本研究於民國102年5月至103年10月陸續訪談9位研究參與者。研究者在訪談過程中也持續尋找符合研究主題之參與者，同時也對資料分析後不齊全之處進行再訪。研究者與每位參與者進行至多2
次訪談，每次訪談時間為2至3小時，訪談總時數為2至4小時。訪談時先了解參與者就讀的學校和來臺時間等問題開始，以訪談大綱為主幹，隨研究參與者對自身經驗的分享內容增加訪談深度，過程中也適度邀請參與者決定訪談內容的起始點，透過與研究參與者生活經驗相近的訪談脈絡深入了解研究參與者的旅居故事。

四、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 跨文化遷移下旅居者認同發展之歷程以及影響認同發展的因素跨文化遷移下認同發展的歷程分別為母國經驗的影響、認同開始形塑、重新整合認同，以及旅居下形成的認同感四個階段。各階段中影響認同發展的核心主題分別為：

1. 母國經驗的影響：包括旅居者在母國的學習經驗、母國的生活經驗、生涯規劃，以及對地主國環境的考量。本研究的每一位受訪者身份皆為留學生，皆具有相似且程度高的旅居動機。例如國內升學管道有限，因此選擇高中畢業後出國留學；曾有在母國讀大學的經驗，但因生涯規劃尚未明確，決定把握機會出國，於國外繼續探索；因對學習特定文化或專業的興趣而來臺等。Ting-Toomey(1999)指出探討旅居者適應歷程時亦不可忽略旅居者的個人因素。Sussman(2002)的文化認同模式亦將旅居者完成特定任務的動機作為影響旅居者調適結果的變項。Berry(1997)探討旅居者的涵化策略時亦納入旅居者的原生社會和原生社群，形成旅居者的個人變項，個人變項在旅居者前往地主國前影響了旅居者的生理、生物、經濟、社會、文化等特質，且在旅居者進入地主國後成為影響涵化結果的中介變項。本研究旅居者在回顧自己旅居經驗時都不約而同地提到母國經驗的影響，此發現也與上述研究者們的看法一致。

2. 認同開始形塑：包括各種衝擊和危機如：(1)自我效能感低落；(2)人際關係失去準則；(3)個人歸屬感的失去；(4)外在環境的差異；(5)與地主國成員的衝突；(6)失去方向感。此外，旅居者個人因應衝擊和危機的方式包括(1)自我調適；(2)向外尋求協助；(3)明確的目標感；(4)從經驗中尋求解決之道。Erikson(1968)強調認同代表的是對社會現實的知覺，認同是個人自我和他人眼中內在同一和穩定特質的呈現，當失去這同一和穩定的線索時便會產生認同感的焦慮。個人的經驗、思考、見解、成員組成、世界觀形成了其所屬的文化，長期文化的潛移默化下也建構了個人的訊息處理能力。離開能流暢使用語言的母國來到無法隨心所欲表達的地主國中，語言能力有限不僅意味著與個人既有自我概念的不一致，也失去了從與社會互動來建立認同的線索。自我了解、穩定不變動的特質和自我共通的核心基礎是認同的內涵之一，環境的變動和失去社會互動限所帶來認同內涵的不一致，這才是跨文化環境成為衝擊的原因。

跨文化適應是一段微妙且毫無知覺的認同重整過程 (Kim, 2005)。在認同重整過程中，旅居者們的因應方式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Ting-Toomey(1999)建議旅居者持續覺察和追溯地主國文化中擁有的資源、關係和訂立的目標，創造成功實現目標可增加旅居期間的正向感；提供自己合理的時間和空間適應，同時持續和母國文化和母國同儕保有聯繫；同時發展強和弱的連結(strong and weakties)。強的連結如有意義的友誼關係與情感連結，弱的連結則為老師、諮詢者或其他可提供緩衝協助的人事物以減緩衝擊感；參與與地主國文化有關的活動，在這難得經驗中盡可能體驗地主國文化。本研究旅居者因應衝擊與危機的方式如同上述的建議中所述，衝突中仍與母國和地主國成員保有連結、在漫長的旅居歷程保有明確的目標感、向外尋求值得信賴者的協助都成為有效調節不適應感的方法。

3. 重新整合認同：包括與地主國成員關係的建立與連結和旅居者個人的反思。許多研究都指出與地主國成員建立人際關係是成功跨文化經驗的關鍵(Furnham & Bochner, 1983; Lakey & Hill, 1991; Sam &
Berry, 1995; Leung, 2001; Ward, 2001)。培養地主國支持系統和連結促進旅居者學習和外化習得人際關係技巧能力的機會(Lakey & Hill,1991)。以認同發展的角度而言，旅居者和地主國成員在互動下逐
漸找到彼此的共同點，個人從社會群體中獲得價值和意義，不僅獲得歸屬感，也從獲得價值意義中得以區分自我與他人。另一方面，。跨文化接觸的困難便在於穿越母國和地主國符碼的差異性，正確
解譯地主國文化的語音符碼。熟悉地主國的語音符碼必須仰賴在地主國群體中的練習，旅居者在地主國成員正向真誠關係中得以重新驗證習得的跨文化溝通技巧，從和地主國成員的接觸中更加熟習了解地主國文化的語音符碼意義。

4. 旅居下形成的認同感：包括跨文化遷移下的改變與影響、突破困頓，以及重新建構的認同感。跨文化經驗雖會帶來個人跨文化能力的成長，但若新的行為或價值觀與舊有行為和價值觀相繼衝突時，將會帶來焦慮與不安感。此階段如同 Imahori 和 Cupach(2005)的認同管理理論中另一段跨文化接觸開始時的感受，旅居者正受困於自我和地主國成員的辯證中獲得平衡點的困難，他們以既肯定又擔心的態度看待信念或價值觀改變，旅居者在地主國形成的認同感可能不被母國文化接納肯定，缺乏穩定的外在線索又將好不容易站穩住腳的旅居者推入變動與不穩之中但旅居者也在持續與外在他人和自我反思的過程中更加確信這些跨文化遷移下新形成的自我概念，且在整合階段中產生自我的信念，不再因環境的變動而影響。

如同 Adler(1974)所言，個人成長始於自我覺察，個人的自我認同不僅在新的語言、知覺、情緒表達和環境脈絡中被塑造，自我價值和信念也在衝擊下再次獲得修正或驗證的機會。本階段所呈現的內涵也與 Adler 的文化衝擊理論中自主─相互獨立的經驗相似。在自主階段中，旅居者對地主國文化的洞察力逐漸增加，對地主國文化的看法漸趨客觀平衡，有更多的能力整合母國和地主國的經驗與文化，直至最後能接受不同文化之相似或差異處並從中獲得成長，對文化有高度的信任和敏感性，覺察個人與文化之間的連結。也呼應了認同管理理論中認為個人最後通過再次協商的過程，個人處理跨文化差異的能力增加，而個人對自我和地主國文化訊息的整合逐漸形成顯著的認同感。

五、建議

(一) 對旅居者之建議
旅居前充分預備自己，增加跨文化接觸經驗，出國前體驗跨文化溝通歷程，保持對跨文化溝通的熟悉度、在地主國時給自己充足的時間感受認識地主國，遭遇衝擊或低潮時保有彈性，避免以過度不合理之期待和標準看待自己、和地主國成員保有連結，建立人際支持關係。

(二) 對地主國成員之建議
地主國成員可協助旅居者認識地主國生活，提供情感支持和可利用資源減低初來到地主國的陌生感、以自然如與自身母國成員互動的方式與旅居者相處，不特別化旅居者，引導旅居者參與地主國生活、對旅居者文化感興趣，使旅居者有能力自我能力。

(三) 對旅居者母國成員之建議
持續關懷旅居者於地主國生活概況，保有連結感、理解接納旅居者的改變，提供旅居者轉換文化時的支持。

(四) 對諮商及輔導人員工作實務之建議
自我覺察，對文化刻板印象或偏見保持敏感度、發掘旅居者的個人特質，協助旅居者將個人特質應用於跨文化遷移歷程。

(五) 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旅居者的母國文化是跨文化遷移結果的基礎，建議可探討不同族裔背景旅居者為對象，了解其他族裔背景旅居者在跨文化遷移下自我認同發展的內涵。此外本研究是以旅居者族群中的國際學生為對象進行研究，旅居者之定義廣泛，凡從母國遷移至其他國家之個體皆可稱之為旅居者，旅居者的旅居動機和目的都對整體的文化遷移結果和認同發展歷程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除國際學生外也建議可選取其他旅居者為對象，豐富理論內涵。

(六) 對研究方法之建議
本研究以紮根理論了旅居者跨文化遷移下認同發展歷程及有關影響因素後發現旅居者各階段的內涵有所異質性。除在研究主題上建議後續可以特定階段進行深度探討外，也可以量化研究了解當中的
差異。此外本研究也發現自我認同發展的各階段有所相關，但受限於研究方法無法具體指涉出各階段之間的相關因素，建議可以量化取向驗證本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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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章刊登於第17期電子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