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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專論】轉折與發展:《張愛玲傳》的生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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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婷/澳門大學學校諮商專業碩士生


我閱讀的傳記為張均所作的《張愛玲傳》,裡面盡述了張愛玲跌宕起伏的傳奇一生。張愛玲的重大生涯轉折主要有幾個:入讀黃氏小學;入讀聖瑪利亞女中;入讀香港大學三年後因戰亂學業被迫中斷;轉入聖約翰大學後因經濟原因開始決定將寫作作為謀生手段,一夜成名紅遍上海灘;離開上海去香港為美國新聞署翻譯;移民美國;嘗試重返臺灣香港訪遊,希望東山再起最終失敗,回到美國幽居。這些生涯選擇都是張愛玲事業的重要轉捩點,對她的人生走向有著不可磨滅的影響。然而我發現促使張愛玲作出這些生涯選擇的背後,往往是由她身邊的重要他人、她本人的性格特徵以及不可抗拒的時代環境,提供了源源不絕的推動力。

張愛玲那種遺世獨立的性格以及那一手冷若冰霜卻又豔若桃李參差對照的好文章,不得不說深受她父母的影響。張愛玲的父親是典型的舊時代遺少,抽鴉片逛堂子娶姨太太的陋習無一不有;而張愛玲的母親則是新時代的女性,上進好學思想新銳,對封建社會的腐敗糜爛習氣深惡痛絕。因此也不難想像他們在張愛玲的教育上也有著巨大的分歧。父親原本讓張愛玲上私塾,可母親堅持要送張愛玲去美國教會辦的黃氏小學。最終不可避免地,他們離婚了。父親再娶,延續一如既往的糜爛生活;母親則拋下張愛玲去了法國。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張愛玲對父母形成了一種強烈而沒有名目的愛恨交織的感情。父親荒誕不堪,後來還在繼母的挑撥下曾經軟禁張愛玲將近一年時間,張愛玲本人也竭力表示排斥父親的一切,看不起父親那邊黑暗腐朽沒落的生活,自22歲後甚至也再沒有去見父親。可是她父親對這個早慧的女兒卻是很器重的。他是她最初的知音,認真閱讀她的文字,和她暢談《紅樓夢》,為她小時候寫的小說認真地擬回目……張愛玲打小培養的文學素養以至於最後走上寫作的道路,和父親的鼓勵是有不可分割的關係的。

母親在張愛玲很小的時候就以遊學為名出國了,可以說張愛玲的童年母親是缺席的。她之後回來和張愛玲父親離婚後又出國了,再度缺席張愛玲的青春期。所謂距離產生美,母親帶回來的一切新銳的事物和父親這邊形成強烈對比,張愛玲從母親這裡繼承到了文藝的氣息,在母親的鼓勵下為一朵花落淚,學習音樂和繪畫,到大學接受西式的教育,張愛玲一直是隔著一個距離去仰望母親的。就是這令張愛玲一度無限神往的、代表光明的母親,卻在張愛玲靠近後帶給張愛玲猝不及防的幻滅。張愛玲從父親的軟禁中逃出來滿心歡喜地投奔母親,母親卻只是一心想把張愛玲改造成淑女,對張愛玲百般挑剔,審視著自己的犧牲是否值得,對張愛玲要零花錢非常不耐煩。母親的光環褪去了,張愛玲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不免感到猝然心驚。

可以看到,張愛玲小時候的生涯抉擇大多是在父母的影響甚至是父母直接作出的,如母親堅持送去美國教會辦的黃氏小學,在母親的支持下考入香港大學,在父親注重培養文學素養、母親傳承的文藝氣息的影響下擅長寫作等等。這種來自家庭的影響是幾乎貫穿了張愛玲前半生的生涯選擇。張愛玲成長中父母的這種新舊思想的交融和碰撞,撕扯與掙紮,促生了獨一無二的張愛玲。她的性格不再是激烈的非黑即白,卻又不隨波逐流,審慎地觸摸生活的質地,感受她的複雜多變。即使到了張愛玲成人後,父母並未直接幹預張愛玲的生涯選擇,他們在張愛玲的性格中產生的深遠印記,仍然潛移默化地間接影響到張愛玲之後的生涯發展。

其實不僅僅在具有傳奇色彩的張愛玲,即使是普通的人,特別是在中國的社會中,家庭對一個人的生涯發展似乎都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這又和中國宣揚孝道的傳統文化背景是分不開的。因此,分析一個人的生涯轉折和發展,文化背景也是值得納入考慮的重要一環。目前關於心理諮商、生涯諮商的教材大多為外國人撰寫,順理成章地站在西方文化背景的角度來看待所有問題。人類的心理問題固然有其共性,獨特的文化對人們的深遠影響卻是不可忽略的。在應用這些原理進行生涯諮商的時候,如何與本地文化背景下產生的具體生涯問題相結合,成了我們必須要重視和考慮的因素。

文化不僅僅體現在家庭對生涯抉擇的影響力上,還體現在人際關係對生涯的影響力。集體主義在中國人的思維模式中是根深蒂固的:往大裡說,就是強調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相結合;往小裡說,要考慮身邊他人的想法。因此身邊的“重要他人"在中國人的概念中尤為清晰,中國人的生涯發展,往往和身邊的“重要他人"有千絲萬縷不可分割的聯繫,即使是以清高桀驁著稱的張愛玲也不能免俗。如果說家庭對生涯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前半生,那麼重要他人則對後半生的生涯選擇影響頗多。

張愛玲和胡蘭成在一起之後,事業達到了巔峰狀態,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幾乎都在那一年內盡數出版,一時間風頭無兩,是個人創作的黃金時期。在胡蘭成出版雜誌《苦竹》的時候,張愛玲更是大力幫忙,接連提供高品質文章。後來得知胡蘭成出逃途中還屢屢出軌,張愛玲內有對婚姻絕望之餘還得對外頂住關於“與漢奸份子勾結"的輿論的壓力,將近有一年的時間完全輟筆,事業一度停滯。最終她與胡蘭成分手,報紙上也對讀者澄清了自己並無賣國行為。很顯然,張愛玲並無她自己表現出來如此不在意他人的看法,反而身邊的重要他人對她的事業生涯的起起落落甚至影響重大。

這確實是中國社會中普遍存在的一個現象:身邊的重要他人、社會輿論,都能無形中左右一個人的生涯選擇和發展。

最後,不可抗拒的時代環境背景對個體的生涯發展也產生了巨大影響。在時代巨輪的推動下,沒有任何個體能不隨之往前移動。張愛玲的傳奇正是所謂“時勢造英雄"的現身說法。張愛玲的童年正處於新舊時代的轉換期,父親代表了舊社會,而母親則是新社會的代言人,這種鮮明強烈的對比讓張愛玲的思維方式既參差對照又渾然一體。在香港大學求學的時候,日寇入侵,張愛玲經歷了一段戰亂時期。戰爭狀態下的香港促使張愛玲形成了完整的世界觀、人生觀,使她對時代以及對時代背景下的個人生活有了成熟的理解,這也構成了她之後走上文壇的基礎。對於時代,她抱以嘲諷戲謔的態度,對於生命,她又懷有深深的眷懷與感傷。以至於她的創作中總蘊含著她對時代和生命的理解:時代荒亂遍佈磨難,可人生短暫詩意,人的生活就是要用這短暫的一瞬照亮長長暗淡的磨難歲月。文章中的這種理解,讓張愛玲在1943-1944年間的淪陷區上海的橫空出世做好了準備。

可是正如曇花一現般,當1949年共產中國成立,左翼文學興起,張愛玲的文風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就顯得不合時宜了:左翼文學關注的都是社會底層人民,張愛玲關注的則是各式各樣在左翼文學裡被視為糜爛需要被清除的小市民生活。因此,張愛玲離開了上海去香港,為新聞署作翻譯工作,創作一度進入暗淡時期,後來更是跟隨移民政策移民美國。

張愛玲的生涯可以說是成也時勢,敗也時勢:上海的淪陷造就了張愛玲的成名,共產中國的興起則讓張愛玲式文學式微。所以可以看到,時代的力量不可抗拒。

在對張愛玲的生涯進行分析後,除了感受到身邊的重要他人,本人的性格特徵以及不可抗拒的時代環境背景力量推動了生涯的選擇之外,更多的是感受到生涯選擇並非僅僅局限在職業、學習的選擇和發展,而是影響力可以遍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反之,生活的各個方面又能無形中深刻影響著人的每一個生涯的選擇。沒有任何一個生涯的選擇是不假思索偶然出現的,背後都有著無數的生活經歷作為基礎。所以,生涯諮商除瞭解決職業選擇困擾,更多時候應該是將心理諮商融會貫通,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地直達問題的根源。

本文章刊登於第10期學會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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