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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刊文章】華人心理輔導專業之本土化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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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光國 / 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系特聘教授


 

2014年12月26日,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華人生涯研究中心」 在彰師大舉辦了一場「大專生涯發展與輔導學術研討會」,邀 請生涯輔導大師金樹人教授和我對話,我演講的主題是:「華 人生涯發展與輔導專業之本土化路徑」,金教授則是講:「華 人生涯發展與輔導專業之本土化心法」。金教授是諮商輔導領 域非常資深的心理學家,有非常豐富的實務工作經驗,在他的 演講裡,為了闡述生涯輔導專業本土化心法的實踐經驗與反思 歷程,他以 (1)西學為體、中學為用,(2)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以及(3)心法為體、技法為用等步驟,依次說明主講者在運用 西方生涯發展與輔導理論時的反思與實踐;並以臨床督導經驗 ,舉例闡述心法為體、技法為用的運作。在我看來,他所說的 這三個步驟,其實已經蘊涵了輔導專業本土化的最主要「路徑 」。在這篇短文裡,我將進一步闡述這樣的論點。 我從大學時代唸心理學開始,便很注意心理健康方面的議題 。大學畢業後,考取美國東西文化中心(East West Center)攻 讀博士學位獎學金,我於1972-1976年在夏威夷大學攻讀博士 學位期間,受業於著名的文化心理學家Prof. A. J. Marsella,當 時他的主要研究興趣是各個不同文化之間的心理病理與心理( psychopathology and psychotherapy),我因而跟隨他修了不少 這方面的課。我的博士論文題目便是〈台灣社會中的社會心理 壓力、應因策略與心理病理之模式〉(Hwang, 1976)。

 

一、盲目移植、隨波逐流

1976年回台灣後不久,我立即發現:國內絕大多數的心理學 者都是抱持著一種素樸的「科學主義」觀點,用模倣的方式, 套用西方的研究典範,在從事研究或實務工作。這種現象尤其 以諮商輔導、精神醫學及臨床心理學等領域最為明顯。因為這 些領域都是以助人作為專業,從國外移植進來的研究或實務典 範,很容易因為:它們在本土文化中的不適用,而讓工作人員 感到有建立「本土化理論」的迫切需要。舉例言之,在1980年 代,楊國樞教授發起本土化運動後不久,台大醫院精神科醫師 胡海國(1985)在一篇以「精神醫學的演進模式」為名的論文 中,指出:「自一九四八年迄一九八○年,中華民國神經精神醫學會以極少數之會員數目,在每年學會之學術討論會,總共 發表了三八三篇精神醫學之論文報告,可謂成果纍纍,而言究 發展之內容均衡地分布於社會層面、心理層面、生物層面、治 療設施、疾病類別與特殊部門等各方面。唯一的缺憾是在內容 上極少理論層面之報告,可以說臺灣精神醫學在均衡發展中沒 有一貫之中心思想。我們只隨著世界精神醫學潮流在跟進,一 直缺乏突出的自我創造精神。」「我們在臨床上看病人與討論 ,很少引用我們自己前輩所發表的論文內容作為思考與討論的 依據。可謂,前輩之經驗未能有效之累積,缺乏實地之驗證。 這種現象,當歸咎於精神醫學之學術活動缺乏一貫的精神醫學 觀念,造成學術活動的散漫、沒有主題、人云亦云。」

儘管國內許多有識之士早已看出:建構本土心理治療理論的 重要性,但大多數心理學者,仍然有不知如何下手之嘆。舉個 例子說罷,柯永河教授是台灣心理學界的大老,也是余德慧修 習博士學位時的指導教授。他在退休前回顧過去台灣地區臨床 心理學的研究,便愷切地指出:「就所牽涉到的領域來講,不 能不說相當廣泛;就每一領域的研究深度而言,不能不說,淺 得可惜。」「過去對任何題目的研究活動都僅能做到『蜻蜓點 水』式的表面性探討,而沒有做到『採礦』式的深入研究。」 「這種研究方式不切實際,因此所得結果對於實際臨床問題不 具實效,本土化的大型或小型臨床心理學理論因此更是無法萌 芽。」(柯永河,1997)「全盤美化的臨床心理學」 退休九年後的2009年9月26日,在台灣心理學會第48屆年會 上,他又以〈我心目中的台灣臨床心理學〉為題,發表主題演 講。他對台灣臨床心理學界的狀況做過深入的回顧之後,說道 :

臨床心理學在台灣發展到現在,筆者深以為最重要的是建立 純屬於自己的臨床心理學理論。在台灣自從有臨床心理學史以 來,它的定義、工作人員稱謂、臨床心理師工作場所、工作方 法與工具、工作理論、使用的讀物、課本,無一不是從美國移 植過來的。時間已過了半個世紀,目前台灣的臨床心理學界人 士無論是學界的或是實務的,情況還是一樣;外界人士看來, 台灣臨床心理學界的人都深信不疑地對自己說「美國臨床學者 在他們本土開拓出來的這條臨床心理學路線是絕對不會有誤, 它有多長,我們就走多久,而且不必要改變什麼繼續走下去就 對了!」(柯永河,2009,頁55)

為了作這次主題演講,柯教授特別針對22位台灣臨床心理學 者進行一項調查,結果發現:他們常用的理論有六種,包括: 認知治療(81.8%)、行為治療(77.3%)、折衷治療(45.5 %)、個人中心(31.8%)、精神分析(22.7%)、存在主義 治療(22.7%),「但是那些都是舶來品,沒有一套是土產的 」。因此,他認為:如果在台灣的臨床心理學希望成為「台灣 臨床心理學」,它必須擁有一個或數個核心理論,而且那個或 那些理論是台灣特有而其他地方所沒有且可以和其他地方平起 平坐,或甚至優於且可包容其他地方的理論在內的;不然,現 在的台灣臨床心理學,充其量,只能稱為「在台灣」的臨床心 理學,而不能被稱為真正的「台灣臨床心理學」。

 

本土的心理治療理論

基於這樣的見解,他希望有些教師在職位升至教授之後,能 夠:善用退休前的剩餘教書光陰,整理或統整累積多年的諸多 零散心得或資料,並從中努力尋找出一個或數個核心概念,將 雜亂無章的諸多學術經驗串成系統性的知識,由此企圖建立一 套「自認不錯」的理論系統,根據此一系統反省與解釋舊有的及新增的資料,並進一步據此預測前有的理論系統所無法預測 存在的新心理現象。

他說:如果沒有人肯做這樣的工作,「則可預期到往後幾年 ,台灣臨床心理學界人士還是過著『沒有靈魂』、『行屍走肉 』,仍然捧著外國臨床心理學理論,而被它們牽著鼻子走津津 有味,樂在其中的治學日子。」

 

二、西學為體,中學為用

然而,建構本土心理治療的理論為什麼會如此艱難呢?我投 入心理學本土化運動後,不久,即深刻感受到:科學微世界的 建構,是西方啟蒙運動之後才發生之事。在西方近代文明發展 史上,許多哲學家不斷殫精竭慮,思考科學家如何建構他們的 科學微世界,而形成所謂的「科學哲學」。西方的科學哲學討 論的問題包含本體論、知識論、和方法論,即科學研究對象的 「本體」到底是什麼(本體論)?科學家如何針對其研究對象 的本體建構知識(知識論)?用什麼方法來檢驗其知識的正確 性(方法論)?然而,由於儒家文化傳統對於形上學問題的討 論缺乏興趣,華人學者最容易接受「實證主義」的科學觀,並 傾向於認為西方的科學理論就是「真理」。華人大學通常會開 設許多有關方法論的課程,但他們卻很少討論本體論和知識論 方面的問題。結果就形成華人學術界普遍存在的「學術自我殖 民」現象,大家只會盲目套用西方的研究典範。即使有些資深 學者大聲疾呼:要針對母社會的文化建構理論,但因為大多數 學者對西方的科學哲學缺乏相應的理解,這類呼籲通常也收不 到什麼效果。

 

《社會科學的理路》

看出了問題的癥結,我開始提倡:本土心理學運動必須以科 學哲學作為基礎。在我看來,對於科學哲學的「相應理解」, 可以說是非西方國家中的研究生進入學術這一行的必要條件, 而非充分條件。更清楚地說,一個有志於以科學研究作為終身 志業的研究生,瞭解西方科學哲學的發展,並不保證他一定能 成為一個傑出的科學家;可是,如果他不瞭解西方科學哲學的 發展,無法掌握住西方人從事科學研究的那種精神意索 (ethos) ,他大概就很難成為一個有創造力的科學家。我們要培養出下 一代的「學者」,一定要設法使我們的年輕學者對於西方科學 哲學的發展,能夠獲致一種「相 應的理解」,作為他以後從事 學術工作的「背景視域」,能夠真正走出「典範移植」的困境 。

基於這樣的考量,我一方面持續研讀科學哲學的經典著作, 另一方面在台灣大學心理學研究所講授科學哲學。在台灣大學 講授科學哲學的經驗使我深深體會到:經典翻譯和詮釋的重要 性。如果我們沒有把一些科學哲學的經典名著譯成中文,它們 就沒有進入中文世界,如果我們不瞭解各種不同科學哲學典範 之間的辯證性關係;我們便很難用它們作為論辯的材料。要使 「科學」在華人的文化中生根,不僅要有人像唐代高僧翻譯佛 經那樣,將西方科學哲學的經典名著逐一譯成中文;而且要有 人能夠撰寫專著,析論各家科學哲學之間的關聯,讓科學研究 工作者,能夠相對容易地理解各種科學哲學之間的辯證性發展 。因此我不揣淺陋,以將近十年的工夫,撰成《社會科學的理 路》(黃光國,2001)一書,介紹二十世紀裡十八位最重要的 哲學家對於本體論、知識論和方法論的主張。

這本書分為兩大部分,前半部所討論的「科學哲學」,主要 是側重於「自然科學的哲學」,尤其強調由「實證主義」到「後實證主義」的轉變;後半部則在論述「社會科學的哲學」, 包括結構主義、詮釋學和批判理論。由於包括心理學在內的許 多門社會學科,都同時兼俱「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雙 重性格,一個年輕學者如果想要在自己的研究領域上有所創發 ,非得要先瞭解這兩種「科學」的哲學基礎不可。

這裡必須強調的是:我寫這本《社會科學的理路》,目的是 要解決非西方國家發展本土社會科學可能遭遇到的難題,而不 是為了要「如實地」反映西方科學哲學的「全貌」。因此,這 本書的寫法跟西方一般科學哲學的教科書,也有明顯的不同。 西方學術界所謂的科學哲學,通常是指「自然科學」的哲學, 我治學的終極關懷,卻是要建立本土社會科學學術傳統,整合 自然及社會科學,所以必須介紹「詮釋學」和「批判理論」。 「結構主義」是人類學家發明的方法,西方科學哲學的教科書 幾乎不談;我的興趣在於探討文化的深層結構,所以用「結構 主義」作為結合自然與社會科學的樞鈕。

今天我們要想建立自主性的本土社會科學,一定要針對我們 在從事研究工作時所遭遇的難題,運用不同的科學哲學典範, 逐一予以解決,這就是我所謂的「多重哲學的研究取向」。 中國人是非常講究實用的民族。《社會科學的理路》出版之 後,大家最關注的問題是:它對本土社會科學的發展有什麼用 ?從2000年起,我被委任為「華人本土心理學研究追求卓越計 畫」的主持人,基於這樣的認識,在執行卓越計畫的八年期間 ,我不斷殫精竭慮,一面思考跟心理學本土化有關的各項問題 ,一面從事研究,撰寫論文,在國內、外學術期刊上發表。該 項計畫於2008年初結束之後,我又以將近一年的時間,整合相 關的研究成果,撰成《儒家關係主義:哲學反思、理論建構與 實徵研究》(黃光國,2009),三年之後,該書之其英譯本改 以Foundations of Chinese Psychology之名出版(Hwang, 2012)。

這本書是以「後實證主義」的科學哲學作為基礎,強調:本 土心理學的知識論目標,是要建立由一系列理論所構成的科學 微世界,既能代表人類共有的心智,又能反映文化特有的心態 。基於這樣的前提,我一面說明我如何建構〈人情與面子〉的 理論模型,並以之作為架構分析儒家思想的內在結構,再對以 往有關華人道德思維的研究後設理論分析,然後從倫理學的觀 點,判定儒家倫理的屬性,接著以「關係主義」的預設為前提 ,建構出一系列微型理論,說明儒家社會中的社會交換、臉面 概念、成就動機、組織行為、衝突策略,並用以整合相關的實 證研究。從科學哲學的角度來看,這樣建構出來的一系列理論 ,構成了「儒家關係主義」的「科學研究綱領」(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Lakatos, 1978/1990)或研究傳統( Laudan, 1977/1992)。

西方學術傳統將有關「人」之研究切割成心理學、社會學和 人類學三大塊。心理學的發展經歷過三次大的典範轉移 (paradigm shifts):第一波的行為主義,其哲學基礎是「實證主 義」;第二波認知心理學是「後實證主義」;第三波則是本土 心理學。本土心理學研究要有真正的突破,必須根據文化心理 學「一種新制,多種心態」的原則,運用「多種哲學典範」 (multiple philosophical paradigms),整合西方三大學術傳統常 用的哲學典範,包括「後實證主義」(心理學)、「詮釋學」 和「批判理論」(社會學)、以及「結構主義」(人類學), 建構既能說明人類普世心智(universal mind),又能說明特定文 化中之心態(specific mentalities)之「含攝文化的理論」 (culture-inclusive theories)。以西方的科學哲學為基礎,研究中 華文化傳統,建構包含有許多「含攝文化之理論」的「科學微世界」,確實可以說是「西學為體,中學為用」。這樣的「科 學微世界」一旦建構完成,我們又可以用它研究華人的心理與 行為,達到「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階段。這話應該怎麼說 呢?

 

三、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中華文化傳統本來就蘊涵有極為豐富的人生智慧,可以協助 個人解決他在生活世界中遭遇的許多問題。然而,理論是觀看 世界的眼鏡,假設我們沒有將這些傳統建構成「含攝文化的理 論」,有系統地將之傳授給下一代,則諮商輔導人員必然是只 敢套用他們在大學中學到的西方理論和諮商技巧。相反的,在 社會科學本土化運動邁向成熟,華人自主社會科學傳統建立之 後,在這種學術傳統中培養出來的諮商輔導人員在從事諮商輔 導工作的時候,才有可能真正做到「心法為體,技法為用」。

我們可以用一個實例來說明這一點。大概從十年前開始,我 應邀擔任《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編輯委員,經常為該刊審稿 。因而注意到一個現象:由於對素樸實證主義式量化研究的支 離破碎感到不滿,諮商輔導領域裡的質化研究有日益增加的趨 勢。語言是文化的承載者,而目前的台灣文化是儒、釋、道三 種文化傳統再加上西方外來文化的混合體。在人們的生活世界 裡,各種不同文化傳統藉由語言學習,進入人們的潛意識之中 ,不知不覺地影響人們的思想與行動。社會科學理論則是學者 觀看世界的眼鏡,由於台灣社會科學界業已「全盤西化」,心 理學者普遍戴上了西方理論的眼鏡,也因而普遍患有「文化視 盲」(culture blind)。由於西方社會科學的傳統訓練根本不知道 如何建構「含攝文化的理論」,許多台灣學者在本土文化中進 行質化研究時,即使收集到許多蘊涵高度文化意涵的「事件」 ,對於其中的文化意義也可能視而不見。

由於《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積累了許多待出版的稿件,為 了消化積稿,編輯委員會決定出版專刊。我因而自告奮勇:由 我從積稿中挑出幾篇論文,用我所建構的「含攝文化的理論」 重新加以詮釋,藉以說明「儒家倫理療癒」的理論和實踐方法 。

 

含攝文化的理論

《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這本專刊的出版,象徵著華人社會 中的心理學研究,已經邁入建構「含攝文化的心理學理論」的 新時代。在「科學主義」宰制心理學研究的時代,許多人以為 心理學研究必須堅持「客觀中立」的原則,很少人敢去碰觸「 價值」問題,有些人即使想研究非西方文化中的「價值」,也 不知如何下手。事實上,任何一個文化,都有它所強調的核心 價值,以柯永河教授多年來的努力為例:三十年前,柯永河教 授曾經提出一項心理衛生定義:「良好的習慣多,不良習慣少 ,謂之健康心態」(Ko, 1982),他綜合討論心理學中各主要學派 對「良好習慣」的看法(柯永河,1980,1985a),認為心理 治療的目的在於「培養良好的(溝通)習慣」(柯永河,1983 ),並根據此一定義將現有的心理治療技巧加以分類(柯永河 ,1981,1985b)。然而,如果我們不考慮一個社會中的文化 價值,我們能夠判斷什麼是「良好」的習慣嗎?

用「客觀中立」的方法建構出「含攝文化的理論」可以讓我 們看出該文化的核心價值,再以之與西方理論對比,更容易彰 顯出本土文化的特色,這種文化理論的對比可說是金教授所謂 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在《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的這 本專刊裡,我刻意挑選了一篇〈受苦經驗之存在現象學分析〉(盧怡任、劉淑慧,2013),用我所建構的「含攝文化的理論 」,對作者所收集到質化研究資料重新加以分析。

存在現象學的目的在於,「描述人類經驗存有結構,從而避 開傳統諮商與心理治療理論對心理實體的預設與解釋,並繞過 後現代取向諮商對於主流文化的論述及解構」。「不從概念上 爭論現代與後現代諮商理論之是非,而是直接『回到經驗自身 』,讓經驗自身說話,揭露受苦經驗的本質。」

盧怡任和劉淑慧(2013)認為:「主流文化的要求,是內在 心理的運作或想像,其實也是表達人希冀處於某種處境。在期 望處境中,人想像自己以某種方式與世界關聯,而此關聯乃是 個人所欲求的」,因此,「即使是文化或內在心理的運作,仍 要放在我他關聯的脈絡下來理解」。

用我所建構的「含攝文化的心理學」理論來看,〈自我的曼 陀羅模型〉可以幫助諮商輔導工作者瞭解案主在文化影響之下 ,所作出的「文化或心理的內在運作」。〈人情與面子〉的理 論模型以及「儒家的庶人倫理」則可以幫助我們看出:自我在 「我他關係脈絡」中的運作。以「含攝文化的理論」作引導, 再用「存在現象學」的方法收集資料,應當最容易看出案主問 題的癥結所在。

 

四、結論:心法為體,技法為用

將西方文化中發展出來的心理治療理論和技術盲目移植到東 方社會,必然造成「隨波逐流」、「人云亦云」的「自我殖民 」後果,學術界人士也會普遍感受到「沒有靈魂」、「行屍走 肉」的悲哀。以西方的科學為基礎,以中華文化傳統為對象, 建構「含攝文化的理論」,確實是一種「西學為體,中學為用 」。

然而,這樣的理論一旦建構完成,它又可以回過頭來,讓我 們看清楚自己的文化本體。以之與西方理論互相對照,更可以 突顯出自身文化的特點,因此可以說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

更清楚地說,「建構含攝文化的理論」,並不排除西方理論 。以我替《中華諮商與輔導學報》所編的特刊為例,我們可以 看出:用中、西兩種理論作為對比,反倒有助於我們看清楚自 身文化的特色。因此,對於有志於以「華人生涯發展與輔導」 作為未來專業的實務工作者,必須同時瞭解中、西兩種研究取 徑,在從事諮商輔導工作的時候,「運用之妙,存乎一心」, 才有可能達到「心法為體,技法為用」的境界。

本文章刊登於【特編專刊】生涯專業的本土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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